（三）人才荟萃的孝妇河文化带：蒲松龄《醒》的素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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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蒲松龄  孰能西周生
——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

         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   
             张庆林   蒲胜业、周雁翔     

三、人才荟萃的孝妇河文化带
       ——蒲松龄《醒》的素材与源泉

    明末清初之际，孝妇河两岸形成了人才荟萃，盛极一时的孝水文化带。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蒲松龄的小说创作。除了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之外，这种浓厚的文化环境和人际交往，还为他创作百回、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醒》，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成为他的创作源泉。因为，对蒲松龄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的作家说来，除了自己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之外，他的创作素材，创作源泉，必然的来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从他与友人的交往中吸收和萃取生活素材，就是重要的渠道。

一、与初级官场衙门相关的素材及来源

孙蕙（约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生），淄川（今昆仑镇西笠山）人，顺治十八年（1661）举进士第，他是携蒲松龄南游和涉入官场的第一人。孙初任宝应县知县后不久（康熙十年<1670>八月），即延揽蒲为幕宾，使蒲因此南游江浙一带，并得以亲历亲见衙门处理政事、官司诉讼的过程和场景；其后又不久，再随孙蕙转任高邮州，并被委管理高邮盂城驿站事务，而且在这里写下了报扬州府，反映驿站无以为继窘困状况的呈文《高邮驿站》。蒲松龄的此次经历虽然只有一年左右，却是他了解县级衙门和驿站事务及理事流程、操刀判讼文书的行文格式、掌握官场的利益构斗等官情、民情的一次演练和实习；这里不仅是《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的发源地，而且对《醒》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略举三例供参考：

1、《聊》中《细侯》故事发生就发生在余杭：在余杭“设帐”教书的满姓书生偶遇一妓，两人一见钟情。书生为给她赎身，在筹集“二百金”的过程中被关进监狱；三年后虽经多方营救出狱，但“细侯”已经嫁一商人。当“细侯”得知商人为了娶自己而对满生的设计陷害的过程后，便“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商人告官，但“官原其情，置不问。”细侯终得与满生活在一起。将《细侯》故事情节与《醒》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其与狄希陈巧遇孙兰姬故事情节似曾相识。  

2、《聊》中《瑞云》的故事梗概，瑞云“杭之名妓”，“色艺无双”，而“余杭贺生才名夙著”。“瑞云”在一秀才的帮助下先是“美变丑”，而摆脱了鸨子与王孙的纠缠；后又“丑复美”，得与痴情不改的贺生终成佳偶。瑞云两次“美丑秒变”的情节转换，同是《醒》书善恶果报的写法。

3、《醒》从第八十四回至八十八回，主要叙述狄希陈因“降一级调出外用”而出京赴成都（任经历）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其中，“一路行来，过淮安，过扬州，过高邮，仪真大码头所在”（八十七回）的行程中地点，蒲松龄是熟悉的。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邮”整回篇幅写高邮驿站；厨子吕祥图财欺诈薛素姐的案发地、被破获地就在淮安、扬州、高邮；淮安扬州两地番役就交接案犯吕祥的对话，江都县衙对他的审问、罚判、发落说明，作者对当其时的办案程序和制度十分熟悉；吕祥被押发到驿后，对驿丞、驿馆里龌龊黑暗的描写，细致入微，如临其境。因此可以作为《醒》为蒲作的内证之一。

二、与朝廷京官及“六部”高级衙门有关的素材来源

在“孝水文化带”的众多名人中，还有首辅、尚书或侍郎这样的高级京官。

1、张至发与张笃庆

⑴ 张至发（1573——1642），是张笃庆的曾祖，字圣鹄，号宪松，万历十九年（1592）进士，崇祯朝内官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他从知县做起，先后任过玉田、遵义知县，礼部主事、御史，足迹遍布河北、河南、江西等地；1621年进大理寺丞；1633年再被起用为顺天府丞；1636年升刑部右侍郎、六月升礼部左侍郎；1638年升为首辅。他的宦途中，两度辞官又两度被起用，从做知县到做首辅，都敢直言弊政，兴利除弊；致仕归乡之后，又加固淄川城墙，防匪御寇，保境安民，是《醒》中可见的乡宦大佬典型人物。

⑵张笃庆（1642——1715），是与蒲松龄齐名的淄川才子，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都是弱冠成名高中秀才（1657），又皆一辈子科举不第；其二，都当过知县的幕僚，时间都是一年左右；其三，都远离家乡在外地坐馆授徒（张二十年、蒲三十年）；其四，都是文学巨匠，只不过张以诗闻，蒲以文名。他们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成为始终不渝的朋友；其五，年龄上蒲长张两岁，却同年卒。 而张笃庆于康熙四十年（1702，蒲62岁、张60岁）《寄蒲留仙两首》之第二首，却透露出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信息，抄如下：谈空谈鬼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晖。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床头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泪归。这首诗的首句“谈空”显然指的是蒲松龄笃信佛门，“谈鬼”应是指聊斋；二句中的“谢玄晖”即南朝“大小谢”的“小谢-谢朓”，因不参加始南王萧遥光谋篡帝位而遭诬陷，下狱致死；三句至六句都是感故伤情的句子，唯第七句“床头吏部今何在”是最难解的。因为“床头”固然也可以理解为“蹲几、桌几”之类工具，可以放茶壶、杯盏、油灯之类，但是这类东西却不能谓之“吏部”。那么，“吏部”是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一本书——便于阅读，便于写、便于改、便于收藏保存，才放于床头或几案；尾句“痛哭西州掩泪归”，暗用了羊昙酒醉之后误经其舅舅谢安逝地“西州”城而恸哭的典故，一般用来表达死离殇别之情。但是，龄、庆时年各62、60岁，是兄弟而没有辈分上的尊俾；毕际友做过杨州府推官（西州曾为府衙）可以称“西州”，但已先于张作此诗九年前去逝。因此，这上下两句之间缺少表意上和感情上的连贯性，所以，这一句表达的意义很值得思考：会不会与“吏部何去”有关？或与“西州”有关？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鲍廷博的话：“留仙尚有（醒是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诘，至褫其衿。”“西州”是不是“为其家所诘”的诘者之一，或“至褫其衿”的人呢？ 以下仅简析这本书为何被称为“吏部”：《醒》二十三回大加赞扬的“杨乡宦”就是一个“宫保尚书”，是级别很高的大吏；第二，“官吏”从任命擢升，到管理考核，除了“皇上”之外，决定一个王朝吏治好坏的最高中枢机关就是“吏部”；第三，《醒》中的忠奸善恶、良莠正邪、亲隙恩仇、奖惩罚诫等等故事，无一不是因“吏”而起、而终。所以，我们认为“床头吏部”就是指代一部形象的、从上至下的反映吏治黑暗腐败的书，这部书就是《醒》。张笃庆肯定见过这本放在床头的书稿，忽然不见了，因此有“床头吏部今何在”的询问。

2、 王象乾与高珩和王渔洋

这三个人呈三角关系，珩、洋分别是王象乾外孙、侄孙，珩、洋是姑舅表兄弟。

⑴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宁，明隆庆四年举人、连科进士。王象乾的宦途之中，曾镇压苗民造反因战功而至兵部尚书；他在任兵部尚书同时还兼理吏部，也是名副其实的“吏部”；他曾以年老为由乞休，但八十三岁时又因边境多事被起用为总督，总理河北、山西政务；四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王象乾殁后不在故里新城造茔，却选在其女家杨寨安葬（村东，孝妇河东岸，王母山西麓；王渔洋纪念馆也这样介绍。其墓至1965年夏初尚规制建筑完整，墓道、等比石雕的翁仲马兽皆完好无损，毁于同年夏收后的淄博市“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样板工程-王母山大会战。当地人称之为“王家茔”），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⑵ 高珩（1612_1697）王象乾的外甥，字念东，号紫霞道人。杨寨高氏门第有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之誉；珩本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终官刑部侍郎，多居京城为官，熟悉吏、刑、礼部地理和政物；晚年自请致仕，也是贵而存仁，富而不骄的“大乡宦”。

⑶ 王渔洋（1634——1711）字子真，别号渔洋山人。应该注意的是，王与蒲都是应童子试三试第一的时之神童；其次王二十五岁进士，翌年即任扬州府推官，掌管司法，勘问刑狱。任内仅五年析狱八十三件，僚属惊叹，士庶称绝，绝民连株之苦，甚得康熙赏识，因而能累官至刑部尚书。又因其诗文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有清一代的诗坛领袖、神韵派诗学的创始人、被尊为一代诗宗。如上，蒲松龄虽然与王象乾是隔代人，但是他与珩不仅是相隔不到二十里的老乡，更是相知甚笃的文友，高是第一个慧眼识得《聊斋志异》并为之作序的人。王渔洋这样一位在官场、文坛都享有盛誉殊荣的人，对蒲松龄和《聊》却青眼独钟，亲为《聊》点评三十六处，使《聊》在小说“末流”的时代能身价倍增，同样功不可没。

3、毕自严与毕际有父子

⑴ 毕自严（1569——1638）毕际有之父，字景会，淄川王村西铺村。万历二十年(1593)进士，天启、崇祯朝户部尚书。初任松江推官始、次任刑部主事，再任淮徐道参议，被派驻守冀宁（山西太原一带）；1622升为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1627年任南京督查院，翌年改任户部尚书，崇祯元年再被征召为户部尚书。足迹遍布江浙、徐淮、山西、天津等地。其人不仅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还有理财、军事才能，是明代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后因不愿苟合朝廷内纷争意见而而自请致仕后被加封太子太保。其人位高权重，却“不喜金钱，唯好藏书”，毕家藏书楼称为远近闻名的“万卷楼”。

⑵ 毕际有（1623——1693）毕自严次子，字载积、号存吾，1645年拔贡，1656年任山西稷山知县。需要注意，稷山位于汾河之畔河患不断。一是因河水侵蚀良田，实际地亩数与应纳粮赋数不符，毕任后首先据实上请“减免空头粮赋疏”；二是根据县民所事行业分别制册（簿），既作纳赋纳粮的稽考，又可劝谏无业者从事正当职业；三是为官清廉，勤政不苟，执法严明，凡所有来往公文必亲躬办理，对其他地方交稷山县审理的奇案，必及时审理，雪冤惩恶，两年以后被擢升为江南通州知州。由于其官清名高，因欠漕粮而被免职时，扬州名流士人聚江边相送，与他依依惜别。首先，蒲氏做舘毕家凡三十年，解决了蒲氏的生计问题，使之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生存条件；其次，毕家浓厚的书香文化氛围、宏富的藏书，极大的满足了蒲松龄饱览穷读的欲望，开阔了他的阅读、知识视野；再次，毕家对蒲氏的礼遇尊重，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良好条件和环境。蒲松龄和毕际有相处的日子里常常同床而睡，抵足而眠，知无不言；复次，毕家父子纵横南北宦海沉浮的经历，为民请命和为政有为而博得的社会名望，在《醒》的循官良吏身上清晰地折射出他们的影子。以上三组七人之间的这重重关系，成为蒲松龄了解，搜获，梳理，萃取张至法、王象乾、毕自严明末时代一些重要人文故事的渠道；高珩、王渔洋、毕际有这些与蒲松龄同时代的人所历、所闻的时空内事件，甚至所喜、所悲的思想情感等，也应该是互通有无的。所有这些被作为素材揉合进《醒》这部巨著中，不仅是在情理之中，更是文学创作所必须和不可少的。所以，以蒲松龄到过或没到过XX地方为依据来作为否定《醒》为蒲作的证据，岂不是有点太牵强吗？何况，我们从《醒》中那些众多的或贤善或歹恶、或忠贞或奸阴、或清廉或贪货、或智诚或蠢毒的官吏、塾师、郎中、裁缝等等——从村野田农到士工市井的人物事件的群像当中，都不难发现上述贤良者熙熙闪光的形象或身影。

三、袁藩与水难

袁藩（1627——1685），康熙二年（1663）举人，字宣四，号松篱，淄川（明水）籍，清代著名才子、诗人。

1、好读书 好收藏 好游历 好诗文袁藩广览群书，又博闻强记，在孝水文化带的文人中，是颇有影响和广受敬重的人物；他又好游历，足迹“尝南涉大江，过虎林、登采石、往返淞江、苕水之间。又溯三衢、过豫章，返棹鄱阳”（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不仅包括了江、浙、皖、赣、晋（苕）等数省数地，游历地域十分广泛；著有《敦好堂集》等诗文集（毁于“水难”）。

2 、与蒲松龄的诗词酬唱我们从赵蔚之先生编著的《聊斋词集笺注》（以后简称《聊词》）中看到，蒲松龄与袁藩之间的唱和之作中，蒲松龄对袁藩的缅怀悼亡作品就有十二阙（《聊词》现存仅一百一十七阙，相当于其词总量的十分之一），足见其交往之厚，友情之深。

3、“水难”——洪水毁家袁藩的家（孝妇河支流范阳河东岸庵头村）毁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淄川特大洪灾中，所藏图书古玩和本人书稿，皆付之东流。在尚留传不多的诗作中，有描写这次灾祸的《水难》一首，择摘要句如次：“六月一雨雨不休，连日翻盆盈川谷。廿二之夜一更余，水声倒注银河覆。”是对水灾发生时间的准确记录；“浊浪须臾跨岸来，阶前汹涌为河腹”及以下数句，写水势突然，大而迅猛，逃避不及；“东方健白川原腥，回首家园唯灌木。广厦绮疏沉泥沙，图书万卷殉沟渎”以下，则描绘了水退之惨状和灾情之严重；最后两句“仰天长叹天不问，租吏近前索童仆”，则是对天道的叱问，对不管百姓死活反而趁祸搜刮欺凌的社会黑暗的揭露。《醒》第二十九回主要内容就是写洪灾，开卷描写洪水的曲文是（摘要句）：“洪波浩渺，滔滔若塞外九河，矗浪奔腾，滚滚似巴中三峡”、“随杨柳刚露青稍，佛浮图止留白顶”。叙文开始则是：“却说那年节气极早，六月二十日头就立了秋，也就渐次风凉了”；大雨则是“到了七月初九这一日”，先是“晴得万里无云”，到了申牌时候”“顷刻间风雨骤来雷电交作。那急雨就如倾盆注溜一般下了两个时辰不止”，“那雨愈下愈大，下到初十日子时，那雨緊了一阵，打得那霹雳震天得响，电光就如白昼一般，山上震了几声，洪水就如山崩海倒，飞奔下来，平地上水头有两丈的高”……因此说，袁藩不但为《醒》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是书中那些德才兼备而又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形象的原型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