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珩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八月，比蒲松龄大28岁；高珩是进士出身，官至刑部左侍郎，“为诗如麻姑掷米，粒粒皆成丹砂”，据说有上万首诗作，被誉为“山东文章宗伯”。蒲松龄与高珩社会地位和名气悬殊，但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所以交往密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这种友情中，蒲松龄对高珩更多的是尊敬的成分。
蒲松龄与高珩的交往始于顺治末年。顺治十一年（1654），王弘祚担任户部侍郎，主持订正《赋役全书》，要求各地丈量田地亩数。查阅《淄川县志》，当时的淄川知县是李振藻，但没有记载丈量土地之事。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淄川知县要求各乡指定一人具体负责丈量事宜，此人被称为督丈。关于丈量土地一事，高珩在《通政使司右通政子下王公墓志铭》中有记载：“淄川兵燹之余，地以抛荒缺额，奉檄均丈。步弓旧以三尺二寸，吏竞私缩一寸，阖县忧之。” 因为丈量土地不公，蒲松龄曾作《督丈词》讥讽督丈的卑鄙行为。
不但如此，由于县里官吏催逼丈量册太急，引起全县士民强烈不满。蒲松龄激于义愤，致信请假居家的高珩，请求他出面向县官说情，文章题目是《上高少宰念东先生》。文章说明了田亩造册缓慢的原因，叙述了县衙催逼太紧的现状，恳请高珩向县衙说明催逼迫切将出现的后果：“计无复之，但有一逃。耆地逃，则咎书算；书算逃，则咎步弓；步弓逃，则咎其邻；邻复殃邻，而一村空矣。试问此举，徒欲得八百村之人而敲楚之乎？抑欲其造册也？”文章最后说：“如宽其时日，则数日来已有四五本告成者矣。今即不能减去一二本，为里下造无穷之福矣，莫若先以二本慰其去，而续以五本备其来。少缓须臾，则阖县安生，皆老先生覆载之恩也。”请高珩向县衙说明情况，推迟一下造册时间，让全县缙绅百姓不因此事而影响生活，大家将会感谢高珩的大恩大德。
高珩接信后，即向知县进言，督导其改正此事，最终得以公正进行，使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高珩曾作七言诗《量田行》记载此事。诗云：“今年楚饷催何早，一月征输三月了。方伯飞符长吏愁，鼓吹两部心如捣。司农檄下竟量田，父老争谈万历年。心计江陵原了事，吏胥鼠辈胆为寒。今日文来止挂壁，不能按里增十一。一路啼号我未闻，只闻主爵将加级。仙令王乔故不同，铃阁似听缑山笙。履亩细询父老苦，鲁之旧贯务相仍。作法于凉百世则，树德雷封如稼穑。细咏舂陵太守行，不有君子能其国？”此诗讽喻官吏不恤百姓疾苦，为求升官不择手段，为非作歹。
康熙十年（1671），高珩晋升刑部右侍郎。蒲松龄因为高珩为其请托时任淄川知县的马真德关照自己，专门回复一信，并托人送去两种土特产。此信收入《蒲松龄文集》，题目是《与高司寇念东先生》。蒲松龄在信中说到：“宝瑟之僵，代为悼叹，况复伤其所怜，更何以为情耶！闻之悒悒。”这里的“宝瑟之僵”当指高珩之妾去世。 蒲松龄在文中表达了对高珩这位爱妾亡故的悼念之情，对高珩表示安慰。高珩为此写了《惆怅》一诗答复蒲松龄，诗云：“天下梦缘都是妄，风流一往余惆怅。世间幽恨几人开，红泪珊瑚照镜台。多情自古偏多恨，苍茫最是天难问。莫道观空可息心，未能化石焉辞困。何人能免有情痴，飞絮乘风未作泥。不见隋堤三月暮，杜鹃血洒绿杨枝。”高珩与蒲松龄能以家事互诉衷肠，可见二人情谊非同一般。
蒲松龄在信中还对高珩请托之事表示感谢。此事在拙文《蒲松龄与淄川知县马真德》中有详细叙述。
康熙十一年（1672）正月，高珩从刑部左侍郎任上，请“葬假”归里，一住八年。据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考证，高珩居家其间，蒲松龄曾随高珩、唐梦赉等东游崂山，还曾一度常住高家为西宾，陪侍高珩游览、聊天等。
高珩此次告假归家，在淄城东门外自家的菜园里，“筑载酒堂三楹，破茅不补，椽桷不斫，素木为几，棕皮为屩，束书行灶，翛然独往。置小舟池中，与客觞咏溯洄，自以为濠濮之趣，不减江湖。棘篱无门，苦竹蔽亏，人望之如方壶圆峤。”（王士禛《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载酒堂建筑简单，装饰简朴，表明了主人退隐不仕的态度。
康熙十三年（1674），早已罢职归里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写了《载酒堂题壁诗》，歌咏高珩的高雅品行，毕际有、袁藩、张绂等一些淄川籍文人雅士都来凑趣，纷纷和之。高珩本人也不甘寂寞，写有两首和诗。蒲松龄因为当时的社会地位不高，没能参与唱和仪式，于是以“遥和”为题，用唐梦赉的诗韵写了四首七言律诗，诗题是《遥和载酒堂唐太史韵》。此诗在《聊斋诗集笺注》中系于康熙十五年（1676）。蒲松龄在这四首和诗中，赞扬了载酒堂的园林之美、文士歌咏之盛，表示了对高珩的敬佩之情以及自己未能参与盛会的遗憾。
诗其一云：“锦水仙舟蹴浪花，龙门咫尺似天涯。霞觞共泛兰亭酒，石鼎新烹谷雨茶。曾向三生联旧约，喜从累世续通家。无缘得预习池饮，枯守寒窗愧物华。”诗中的“龙门”，比喻声望甚高之人，即指高珩。“咫尺似天涯”，是说蒲松龄虽然住所与载酒堂极近，却无缘参与唱和盛会。“曾向三生联旧约”，是说与高珩前生有缘，交情深厚。“喜从累世续通家”，是说蒲家与高家累世交好，有世交之谊。据专家考证，蒲松龄与高珩有姻亲关系。蒲松龄的《哀梓岩》诗小序云：“高之驿梓岩，吾甥也。”但此人并不是蒲松龄的亲外甥，也不是高珩的亲侄子。高珩称蒲松龄为亲家，只是一种社交场合的尊称。尽管如此，有了这层亲戚关系，蒲松龄与高珩较之于他人，亲密了不少。“无缘得预习池饮”，是说自己没有机会参加载酒堂的宴饮。
诗其二云：“闲向石林扫落花，闭门书卷旧生涯。屋梁残月三更梦，枕簟清风七碗茶。浪迹浮生空蜡屐，良宵沉醉不知家。平明萧瑟闻疏雨，悔向风尘老岁华。”此诗盛赞文人在载酒堂内读书、品茶、饮酒等雅事。
诗其三云：“胜会题诗遍野塘，才华欲与日争光。荷能留客香盈座，柳不禁风烟数行。荒草乍开松菊径，明霞多照水云庄。篮舆载酒游莲社，遥羡德星聚一方。”此诗后两句中“莲社”，是指东晋谢灵运等人发起成立的白莲社，陶渊明曾加入，是高雅之士的集会。“德星”，是指景星、岁星等瑞星。这两名的意思是，参加高珩载酒堂唱和的都是淄川籍有身份的文人，蒲松龄非常羡慕他们参与这次盛会。
诗其四云：“剪剪波声出小塘，山城楼阁漾寒光。溪流恨不深千尺，篱竹喜添翠几行。青杖人分荷叶座，白羊车系蓼花庄。角巾自有东山乐，何必镜湖水一方？”此诗后两句的意思是，载酒堂内外具有山野之美，高珩在此充分享受隐居之乐，此外没有过分追求。 蒲松龄诗： 花满园林水满塘，暮城返照乱流光。 草随意绿如招隐，柳傍溪生不作行。 几曲町畦黄叶路，数声鸡犬白云庄。 移情最是清秋夜，深树无人月一方。 数里山村间曲塘，长河隐隐接天光。 醉吟白雪诗千首，笑坐金鞍人一行。 落日丰林成鸟市，空城流水绕鱼庄。 风流太傅东山卧，区画苍生自有方。 主人逸兴广栽花，小结茆亭傍水涯。 窥舍无人频看竹，向邻乞火自烹茶。 参差柳榭王孙路，仿佛桃源处士家。 苦忆当年行乐处，名流千古重韶华。 半亩芳塘芰亦花，山林清兴浩无涯。 踏青伴去鱼窥沼，载妓人来鹦唤茶。 细竹当窗添个个，垂杨流水自家家。 何当再续十年约，蜡屐从君采石华。 诗其一云：“花满园林水满塘，暮城返照乱流光。草随意绿如招隐，柳傍溪生不作行。几曲町畦黄叶路，数声鸡犬白云庄。移情最是清秋夜，深树无人月一方。”该诗通过描写“水满塘”、“乱流光”，借用“白云庄”的典故，赞扬了载酒堂幽雅的外部环境。
诗其二云：“数里山村间曲塘，长河隐隐接天光。醉吟白雪诗千首，笑坐金鞍人一行。落日丰林成鸟市，空城流水绕鱼庄。风流太傅东山卧，区画苍生自有方。”诗的三四句，主要写参加唱和盛会的文人饮酒赋诗。诗的最后两句，盛赞高珩虽然身居田园，却不忘“兼济天下”，为百姓区分谋划。
诗其三云：“主人逸兴广栽花，小结茆亭傍水涯。窥舍无人频看竹，向邻乞火自烹茶。参差柳榭王孙路，仿佛桃源处士家。苦忆当年行乐处，名流千古重韶华。”该诗借用“广栽花”、“傍水涯”和“王孙路”、“处士家”等词语，描写了载酒堂高雅的内部环境以及主人高尚的情操。
诗其四云：“半亩芳塘芰亦花，山林清兴浩无涯。踏青伴去鱼窥沼，载妓人来鹦唤茶。细竹当窗添个个，垂杨流水自家家。何当再续十年约，蜡屐从君采石华。”从“再续十年约”句推断，此时蒲松龄与高珩交游已有十年。按蒲松龄与高珩开始交往始于顺治末年，而此处蒲松龄却说是十年，估计是从高珩请托淄川知县马真德之时算起，因为从此时始，蒲松龄与高珩的关系才密切起来，而这之前虽有交往，交情却一般。十年，此处当是一个约数。“从君采石华”，是指蒲松龄随同高珩等人东游崂山。最后两句诗的意思是，如果再有十年的时间，蒲松龄一定会追随高珩，游览天下，请教学问。袁世硕先生推断，在此期间，蒲松龄有可能在高珩家做西宾，陪侍高珩游览、聊天，或者充当抄手，即便不是这样，至少也是经常出入高家。
康熙十八年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体已成，高珩应邀为之作序。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文末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蒲松龄在此表明他的苦恼之处在于担心无人赏识《聊斋志异》的主旨，无人理解他在其中寄托的忧愤，因为世人大多把《聊斋志异》看作是无聊之作、无稽之谈。但是，身为山东文章宗伯的高珩，却看到了《聊斋志异》的价值，对蒲松龄的悲哀给予同情、表示理解。
高珩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序，重在破除所谓俗儒拘墟之见，阐明《聊斋志异》虽曰志异，却“以天常民彝为则”，“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亦可与六经同功”。
高珩在序言中说：“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高珩指出，中国传统哲学虽多主于人事，但强调的是“三才”的辩证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之一，就是对天人关系的关注和重视；文学除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应该反映人与“天”即自然之间的关系。高珩还引用大禹创铸九鼎、《山海经》流传万世的事实，证明言“异”志“异”，是完全合宜的、正确的。“后世拘墟之士”目光短浅，动辄引用孔子“不语”，批评言“异”志“异”，反倒是十分可笑的。
高珩认为，应当做一个“解人”，全面地灵活地理解圣人的话。“欲读天下之奇书，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圣人之所以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则虽言孔子之‘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肿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发冢，《周官》资篡已也。”高珩从“以人伦大道淑世”的角度，肯定《诺皋》、《夷坚》等言怪?志异的作品，都有“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的教化作用，甚至具有“与六经同功”的地位，对批驳世人轻视《聊斋志异》的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
高珩在序言中说：“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滥觞乎？曰：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卮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而况勃宰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左泽去三点水右攵），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可也。”高珩在此肯定了《聊斋志异》的意想与结撰之佳，还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些狐鬼形象形神皆美，可爱可敬。他希望“解人”们“不为法缚，不死句下”，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各种类型的作品，千万不要将“不语”二字奉为金科玉律，以致诋毁、抹杀许多精美作品。
高珩在序言结束时说：“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曹丘生是汉初辩士，曾为一诺千金的季布作宣传，“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这里即取其能游扬之意。鲁仲连是战国齐人，曾与人曰：“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焉。”高珩的这两话是说，你蒲松龄要为鬼狐立传颂扬，我高珩怎能不为《聊斋志异》排难解纷，进行辩护呢？
高珩无疑是蒲松龄的知音，是他最早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给予舆论上的支持。从这一点来说，高珩比郢中诗社的张笃庆等人看得更高一些、更远一些。这种支持与鼓励，减轻了蒲松龄思想上的压力，使他更有勇气与毅力继续创作下去，对《聊斋志异》的最终完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高珩致仕返家，此时蒲松龄已在西铺毕家教书。大约在康熙三十年左右，高珩借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并摘抄了他认为“有益于世”的部分篇章。在给蒲松龄的信中，他谈了再次阅读《聊斋志异》的看法：“往年看《志异》书未细心，今方细阅，卓然新出《艳异编》也，而尤胜之加倍者，则结构有法，点染多姿，四六、诗词无不佳妙，至跋语动人之劝惩，乐己之祟修，方知序中前身菩提，非漫语耳。”高珩认为，经过仔细阅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在题材、思想以及教育作用等方面，比《艳异编》更胜一筹，尤其是文章结构有法度，写作手法有多种形式，骈文、诗词都写得很好。至于每篇文末的“异史氏曰”，能够点明“劝惩”、“祟修”的目的和作用，从中可以明白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序言中说自己是和尚转世，不是漫无边际的闲扯，而是大有深意。《艳世编》是明朝人王世贞编撰的一部传奇小说集，里面有许多荒诞不经的鬼怪故事。
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高珩无疾而终，享年86岁。蒲松龄闻讯十分悲痛，写有三首题为《挽念东高先生》的七言律诗，沉痛悼念高珩。蒲松龄的这三首七言律诗，颂扬了高珩的道德文章，推崇高珩在地方上的声望，追述了自己追随高珩的往事，抒发了对高珩的沉痛哀悼之情。蒲松龄在序言中写道：“先生观化气数，陵迟愈甚矣。栋梁摧折，风流顿尽，此吾党所共哀也。闻讣泫然，因成长句。所冀风雅词人，有同声而共涕者。”言说高珩去世是“栋梁摧折，风流顿尽”，全县文人雅士将会“共涕”。
诗其一云：“文章口泽满乾坤，老卧东山誉望尊。千里几无文献在，十年赖有典型存。魂归关塞枫林黑，星陨台垣日色昏。灭度元求无病死，九原乐否更何论。”在此诗末，蒲松龄自注：“仆尝问先生何修。答云：我非祈福，但求无病死耳。”意思是说，蒲松龄曾经问高珩修身养性为的是达到何种境界，高珩回答得很真诚，说这样做不是为了祈福，只求去世时不生病受罪。全诗的意思是，高珩的遗爱充满天地之间，隐居期间声望越来越高。方圆千里的范围几乎没有熟悉典籍的人，十年来因为有高珩在此才弥补了这一缺憾。高珩魂魄归去，枫林为之干枯，日月为之昏暗。高珩求无病而死，即无病而终，可知其死后安乐。
诗其二云：“鹤驾乘风去不回，两楹奠罢古今哀。坡公老后犹书卷，疏广年来断酒杯。春梦婆能传哨遍，澧阳月已见云开。当年邀我从杖履，日日蹉跎愧不才。”诗中“坡公”指苏轼，说苏轼谪居儋州仍坚持著述。第七句“当年邀我从杖履”，是指康熙十一年蒲松龄随从高珩等人东游崂山之事，此事见拙文《蒲松龄与崂山》。全诗的意思是，高珩驾鹤乘风而去，得道成仙，古人为孔子之死而悲痛，今人为高珩之死而悲痛。高珩晚年尽管生活穷困，却坚持写诗，还作俚曲，他的作品到处传扬，大放光辉。作者当年侍从在高珩身边，却虚度时光，对不起高珩的栽培。
诗其三云：“痛想当年慧业人，俚歌亦足破微尘。文无易稿从容就，口不择言表里真。绿野堂中蕉鹿梦，碧莲花上宰官身。瞻乌爰止于谁屋，俯仰黄垆涕满巾。”诗中“绿野堂”，是唐朝宰相裴度别墅的堂号，喻富贵而风雅。“蕉鹿梦”，出自《列子·周穆王》中的典故，古人常用来喻人生得失如梦，表示淡薄功名宝贵之意。“宰官身”，佛教用语，佛教认为，佛可适应不同对象，显现各种身形，其变化为宰相者即宰官身。全诗的意思是，慧业人高珩所作俚曲《醒世戏曲》有劝善惩恶的作用。高珩文思敏捷，文章一气呵成，不用修改，所言皆善，无须选择。高珩生前淡泊名利，不以得失为重，之所以官至侍郎，是遵照佛祖之意，向世人显现“宰官身”。作者言称已身如乌，高珩死后无所依托，物是人非，不胜哀悼。
与此同时，蒲松龄还代韩逢庥写有《韩樾老祭念东先生文》。（韩逢庥，字樾依，淄川人，官至定州知州，以病乞归）蒲松龄在这篇祭文中称赞高珩：“海岳钟气，梓桐化身，文章道德，夐绝群伦，惟兰芳而蕙茂，遂连镳而逸尘。”评价高珩“历任清华，屡典要职”，“一朝麟凤，当代柱石”。认为高珩在清朝开国之初，就能认识到官场上的明争暗斗，脱身宦海，委笏而去，转而归隐，这是一般官员所做不到的。他归隐后娱情于名山大川，寄兴于青川绿水，不苟狗蝇营于世俗纷争，是高雅之士的作为。祭文还用较大篇幅介绍了高珩致仕归隐的情况，赞扬了他的高风亮节。原文如下：“迨夫圣朝赐休，角巾还第，绿野携觞，东山载妓，书卷怡情，笔床兴寄，名山系马，清流转鷁，遍蜡屐之芳踪，树文坛之赤帜。慧业文心，尤阐宗义，降摩尼于兜率之天，散空花于琉璃之地，且欲使苦海澄波，慈灯照世，寓劝惩于俚谣，皆慈悲之妙谛。”意思是说，高珩晚年既不放弃世俗的声色之乐，不废文士风流，又专注于佛道，弘扬佛法，将世俗的功利与仙佛的飘逸集于一身。 | 
发表于 2014-8-20 15: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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