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淄商王战国墓出土玉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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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淄商王战国墓出土玉器赏析

刘  燕

（淄博市博物馆 保管陈列科,山东 淄博 255000 ）

内容摘要：临淄商王村战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齐地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一组战国晚期贵族墓葬。围绕出土资料，对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数量、种类、用途及其构图、工艺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探讨、考证、研究。这批玉器的出土与研究，对于了解战国时期齐地玉器文化的发展，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齐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大批精美玉器的出土，改变了人们对齐地玉器的认识，为研究我国古代玉器提供了佐证。

关键词：山东临淄；战国墓；玉器；赏析

一、引言

山东临淄乃爽鸠氏、虞夏季萴、商代逢伯陵等东夷先民领居之地。殷商时临淄一带就称齐，（郭沫若《卜辞通纂》载：齐当即齐国之前身，盖殷时旧国，周人更之，别立新国而仍其旧称也）。西周初年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克商，以首功之臣被分封到齐地，建立齐国，都治营丘（即临淄）。临淄作为齐国都城长达八百余年，见证了齐国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的辉煌。公元前221年，秦并齐国后，秦、汉交替之际，因着临淄地理位置优势、“富庶之邦”等原因，郡、县治更迭，战事频繁，成为兵家必夺之地，西汉时期先后有七王，东汉时期先后有六王都治临淄。作为三代齐国的故都，两汉齐国的王城，临淄钟灵毓秀，古老而又充满神韵，乃文物荟萃之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始，相关考古部门对齐国故城遗址进行勘探发掘，查明了齐故城大城、小城、城门、街道、排水道口及各种手工作坊遗址，且齐地境内散布的多数古冢遗迹，大都是春秋战国和汉代齐国时国君、公侯的墓葬，时有战国至两汉时期的重要文物出土。①临淄商王村战国墓是继临淄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陪葬坑的发掘之后，有关齐国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1992年9月至1993年6月,淄博市博物馆联合临淄齐故城博物馆，分批次对山东临淄水泥厂扩建工程范围内的临淄区永流乡商王村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发掘的102座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出土陶器、铁器、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982件。商王村墓地中最有价值的是两组四座战国晚期夫妻异穴合葬墓，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珍贵文物，包括陶器、铜器、金银器、铁器、漆器等，最让人惊叹的是大量玉器的发现，引起考古界的重视。《临淄商王墓地》中记录了，在M1、M2和M4的三座墓中共出土玉器59件。其中，M1、M2出土53件，M4出土残玉6件②。除M4出土的残玉玉质粗劣、刻工简陋、纹饰单调外，M1和M2出土的玉器，无论器形、造型还是工艺都是丰富精彩、风格独特，堪称“巧夺天工”之美。为研究齐国地域文化，特别是战国和两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是山东文物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收获。

二、齐地玉器文化概述

中国的玉器文化起源较早，可上溯至距今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当玉石的美质被发现并被有意加以利用时，玉被赋予广博而深邃的文化内涵。玉作为文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玉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品，著名的有良渚文化玉器。以山东为代表的海岱地区的玉器始见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后李文化，如潍坊前埠下和章丘小荆山遗址都发现过玉器。此后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海岱地区发现的玉器数量不多，增长缓慢。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玉器的数量剧增。如章丘的焦家遗址，出土玉器数量超过600件。且这个阶段玉器制作工艺和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自此逐渐形成具有自身风格和特征的玉器文化。

纵观山东考古史，大批精美玉器大多出土于贵族墓葬中，如位于济南市西南的长清五峰山镇北黄崖村的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出土玉石器40多件套，器形有璧、圭、项饰等；滕州前掌大商周贵族墓出土玉器300多件，不仅种类丰富、质地多样，而且技艺高超。③齐国地域内早期玉器出土不多，有资料可查的如春秋时期在桓台县前埠遗址出土玉璜2件;昌乐县岳家河周墓出土玉璜4件④；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出土雕花玉饰1件⑤；山东章丘市绣惠镇女郎山战国中期墓主墓出土玉璧2件⑥等。临淄齐墓发掘中，临淄商王墓地中的四座贵族墓是战国晚期贵族墓中,出土玉器最多,且种类最为丰富的，共出土玉器59件,玉料皆为和阗玉，玉色有白玉、黄玉、青玉居多；器型类别有璧、环、璜、佩、瑗、玉剑饰等；纹饰图案多为涡纹、卧蚕纹、蒲纹、龙蛇纹、兽面纹、卷云纹、双龙双螭纹、龙凤和龙虎纹、勾连云纹、几何云纹等；工艺有透雕、高浮雕、圆雕等等。临淄商王村墓地出土的这批玉器,创作思想独特，构图设计新颖，艺术工艺精湛，是齐国地域内出土的最为丰富的玉器资料,也是战国时期制玉工艺巅峰之作的代表，这对于齐国玉器文化的研究是难得的珍贵资料。

齐都临淄是齐文化的发源地，齐国地域范围内的玉器文化，是齐文化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玉器的发展及成就，与其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琢玉业坚实的物资基础和高度的工艺技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一）   传统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影响

玉从为神服务，到为人服务。在古人眼里，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可与它抗衡了。古人在祭祀、朝宗、交聘等仪礼上使用的玉器叫礼玉，《周礼》上指璧、琮、圭、璋、璜、琥，称为“六瑞”。古人认为，玉有温润坚密四美，而此四美正是一个君子应有的品格。《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管子·水地》记载:“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 仁也;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 勇也 ;瑕适皆见,精也;茂华光泽,并通而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抟彻远,纯而不杀,辞也。”古人将玉石本身的性能与人类应有的高贵品质联系起来，然后以玉的这“九德”作为衡量人的标准。玉成了高尚与完美的同义词。所以，与玉终生相伴成为古人一生的愿望。以致于一生下来就弄璋、玩玉，长大后要用玉、佩玉，死后更讲究，口中要含玉，手中要握玉，身体九窍要塞玉，皇亲贵族还要穿金缕、银缕的玉衣。⑦特别是在夏商周三代，用玉之风最盛，据记载，那时“自天子以至庶人，未有身不配玉者。”佩玉的文化风俗一直沿袭下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的化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商王村墓地出土的组玉佩就是这种社会风尚的例证。

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齐国的玉器中,不仅佩玉所占比例比较大,而且玉器的工艺技巧和纹饰内容受周代各国玉器文化的影响，展露出相同的特色。如商王村所出玉器中的大部分精美器形明显带有楚文化的烙印。如双首龙形璜、透雕龙形佩、龙凤佩等在雕刻技法、造型风格上，甚至龙凤纹的特征方面，与安徽长丰杨公墓⑧、曲阜鲁故城M52、M58所出玉器极为相似。不能不说，这种现象是传统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周代各国玉器文化相互融合与碰撞的结果。

（二）齐地具有得天独厚的制玉条件

齐国是先秦时期的东方大国，依山傍海。早在西周初年，受封于此的姜尚就“因其俗，简其礼”，实行“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政策，为齐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带山河，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自然条件，使齐的工商经济空前发达，同各国间的陆路、水路贸易往来频繁。“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⑨” 商王村墓地出土的玉器，玉质包括青玉、白玉、碧玉和黄玉等，均系新疆的和阗玉。不难想象，在齐与各国的商品交易中，各地土特产品之间的交换，使新疆的和阗玉料大批量输入齐地，齐地制玉材料供应充分，为齐国制玉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齐都临淄周围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据《管子》记载“上有赭者”“下有铁”，齐国“断山木，鼓山铁”，⑩可见春秋时期齐国就掌握了找矿的方法，并且能够开采铁矿和炼铁。齐都镇阚家寨附近曾出土了重达3吨的大铁块，它是古代铁矿石冶炼之后形成的生铁，它的出土，证明了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齐国已经拥有了先进成熟的冶铁技术。先进的铁质工具，也是战国玉器各种技艺得以充分展现的保证。临淄商王墓地随葬的玉器，在雕琢工艺上已经可以看出能够熟练的运用雕、琢、刻、切、磨、镂、钻等各种工艺以及透雕、圆雕、高浮雕等较为复杂的制玉技法，而且还懂得巧妙的用铜包镶玉的技术，艺术效果更胜一筹。可见在齐地的手工作坊中，必是能工巧匠辈出，这也证实了玉工、雕工在《考工记》中的记载。

以上种种说明，临淄商王村出土的精美玉器绝非偶然。它是齐地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沉淀、渗透、影响后，为齐地制玉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我们能够一睹战国时期玉器文化的灿烂辉煌。这批玉器不仅与同时期玉器相比毫不逊色，而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超水平，是齐文化发展中浓墨重彩的恢弘篇章。

三、临淄商王村一、二、四号战国墓出土的玉器

根据发掘报告，商王村战国墓出土玉器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装饰技法独特，将玉器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颇具鲜明的齐国地域性特征，是研究当时玉器雕琢工艺、用玉习俗的珍贵实物资料。其中多件玉器为国家一级文物。下面就两座战国晚期墓出土的59件玉器，按照不同造型分类，对其进行全面分析赏探。

（一）璧

临淄商王村墓地共出土玉璧29件，M1出土玉璧18件，M2出土玉璧11件。约占玉器总数的50%。29件玉璧分为五型：

Ⅰ型：1件（M2:37）。外径长19厘米、内径长4.4厘米、厚度0.5厘米（图1）。玉质为青玉。肉上刻饰的涡纹与龙蛇纹，被一周绹纹分为内外两区。外区“S”形蛇纹缠绕着双身龙纹，环绕蜷曲。

Ⅱ型：1件（M1：39-①）。外径长19.4厘米、内径长5.7厘米、厚度0.5厘米（图 2）。玉质为青玉。内外轮廓线用绹纹装饰，肉上纹饰由绹纹划分成内外两区，内区刻饰的是网格状卧蚕纹，外区刻饰的是四组龙蛇纹，龙首双角，长须，一首双身，尾部与蛇纹相互缠绕。

Ⅲ型：1件（M1：56-①）。外径长14.3厘米、内径长3.8厘米、厚度0.4厘米（图 3）。玉质为青玉。部分有黄褐色侵蚀。肉上刻饰网格状蒲纹。

Ⅳ型：1件（M1：60）。外径长12厘米、内径长3.7厘米、厚度0.5厘米（图4 ）。玉质为黄玉。呈象牙黄色。肉上刻饰网格状卧蚕纹。

Ⅴ型：25件，外径在11.4厘米-20.5厘米之间。玉质除一件为碧玉外，其它均为青玉。部分玉质较好，温润有光泽，肉上装饰涡纹。其中，M2：42，外径长20.5厘米、内径长7.4厘米、厚度0.5厘米。（图 5）。玉质为青玉，粗糙有瑕斑。M2：44，外径长14厘米、内径长4厘米、厚度0.4厘米。玉质为碧玉。M2：38，外径长13.2厘米、内径长4.5厘米、厚度0.4厘米（图6 ）。玉质为青玉，涡纹凸起较高。

出土时这些玉璧均匀覆盖于死者的上部，可能是专门用于随葬的葬玉。这与当时人们认为玉能保持尸体不朽的葬俗相吻合，体现了齐地葬玉习俗的延续。

（二）环

2件玉环置于M1死者腰部两侧。白玉，质地温润，光泽性强，呈乳白色，扁平体，两面纹饰相同。分二型：

Ⅰ型：1件（M1：58）。通长11厘米、宽10.5厘米、内径6.4厘米、厚度0.3厘米（图7 ）。

玉环内外缘饰凸弦纹，其间以剔地平面雕手法雕刻出卷云纹和星云纹。缠绕于环上的两条龙，采用透雕手法，左右对称。二龙曲颈回首，身体呈现“S”形，刻饰多组云纹。首尾处借助云纹的自然流转，形成佩戴穿孔。两龙刻画的时隐时现，自然飘逸，艺术性与实用性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Ⅱ型：1件（M1：62）。外径长11厘米、内径长6.1厘米、厚度0.4厘米（图 8）。

玉质润泽剔透。采用绹纹装饰内外缘，其间透雕左右对称的双龙、双螭。双龙曲颈回首，开口露齿，典型的杏仁目，云纹冠，身体修长，尾部刻饰绞丝纹。双螭则口衔龙尾，身体扭曲缠绕，尾部刻饰云纹。充满灵动性，立体感明显。

（三）瑗

1件玉瑗，M1：95。径长5.2厘米、厚度 0.4厘米（图9）。青玉，玉色绿白相间，扁平体。肉上刻饰八组内向卷云纹和阴线网状纹，内外缘阴刻轮廓线。好内采用透雕的技法刻饰了呈“X”形的双凤纹，变体凤纹身上刻饰阴线“S”形纹。

（四）韘

1件玉韘，M2:45。长5.2厘米、宽5厘米、厚度1厘米（图 10）。白玉。椭圆形，一面微鼓，另一面内凹，凸凹面均饰阴线勾连云纹。中部有一圆孔，圆孔周围刻饰双线纹，顶端有一横穿，其侧透雕一云朵形耳钮，钮双面均饰阴线纹，并且也有一个圆孔。

《说文》曰“韘，射也”，是一种射箭用具，与扳指外形很像。穿孔可用来系绳，缚于腕部，用时套于拇指上，张弓时，将弓弦嵌入背面的深槽，以防勒伤拇指。韘出现于商代，流行于战国至汉代，最后演变为一种装饰品。

（五）觽

2件玉觽，1件出土于M1死者的腿部，1件放置于墓室西侧的漆盒中。玉质为白玉，品相较好。分二型。

Ⅰ型：1件（M1：65）。长6.15厘米、宽1.4厘米、厚度0.2厘米（图11）。扁平体，透雕出龙形图案。龙头上有粗角，下颌有卷须，身体刻饰阴线纹。张口，露齿，尖唇，杏仁目，尾上有一穿。

Ⅱ型：1件（M1：96）。长7.4厘米、宽2.8厘米、厚度0.4厘米（图12）。牛角形，兽首，圆口上有一穿。尾部弯曲尖锐。

玉觽的造型来源于兽牙。春秋战国时期形制多有变化，纹饰多样，相当生动。

（六）璜

4件玉璜，3件出土于M1死者腿部，1件出土于M4墓室之中。扁平体，两面纹饰相同，边缘刻饰凸弦纹。分三型：

Ⅰ型：2件，M1：56-②，长11.1厘米、肉宽1.8厘米、厚度0.3厘米（图13）。玉质为青玉，两件璜为同一玉料所制，形构大小和纹饰完全相同。双首龙形，口部透雕，唇尖，杏仁型眼，独角，龙身运用了阴线刻，饰勾连云纹。龙身中部外缘处有一穿孔。

Ⅱ型：1件（M1：70）。通长12.5厘米、宽5.6厘米、厚度0.3厘米（图14）。玉色白玉，土沁泛白。双首龙形，两端龙首采用透雕手法，尖唇，龙眼呈圆目状，独角，利齿，有须，颈部装饰绞丝纹。璜体表面刻饰凸起的勾连云纹，出廓部分透雕卷云纹，云纹中心位置有一穿孔可供穿系。璜体下部透雕两相向回首的虺纹。璜体中部刻饰“出”字形花叶纹，与上下透雕纹饰相连，将璜体纹饰一分为二。

Ⅲ型：1件（M4：5）。残长4.2厘米、宽1.3厘米、厚度0.3厘米（图15）。

青玉，亦是双首龙形，一首断失。口部透雕，卷唇，杏仁眼，独角。璜体刻饰卷云纹和阴线网状纹。

（七）佩

2件玉佩出土于M1死者小腹部。白玉，质地较好，呈乳白色。扁平体，透雕，两面纹饰相同。分二型：

Ⅰ型：1件（M1：68）。通高5.8、宽8.8、厚0.4厘米（图16 ）。

主体为龙形，两龙首背向；龙体呈“门”字形，“门”字形之内雕饰双凤，挺胸玉立。佩钻有三穿，上部正中有弧形三角钮，钮上一穿，两龙颈下各有一穿。整件玉器采用圆雕、减地平面雕加用阴线刻等雕刻技法，将双龙、双凤刻画的栩栩如生。圆雕刻画出龙的尖卷唇，杏仁眼，独角，圆口，利齿，长须，卷鬣和一足二趾；减地平面雕，刻画出内外缘轮廓线和凸起的勾连云纹；双凤通体圆雕又用阴线刻加以装饰。布局巧妙，形构独特，艺术价值极高。

Ⅱ型： 1件（M1：61）。通高4.3、宽7.9、厚0.35厘米（图17 ）。

龙虎形构，龙首长角无须；虎首短角有须。两端龙虎相背，龙虎尾部相对，龙与虎曲体刻饰阴线纹，口微张露齿，杏仁状眼，佩边缘阴刻轮廓线。透雕卷云纹。

（八）佩饰

9件玉佩饰出土于M1和M4之中。分七型：

Ⅰ型：2件。M1：54，两长边内弧。长3.35厘米、宽2厘米、厚度0.7厘米、孔径0.3厘米（图）。M1:67，长3.5厘米、宽2.4厘米、厚度0.55厘米（图18）。青玉，土沁泛白。长方体，纵穿孔。两面阴线刻勾连云纹，边缘阴刻轮廓线。长边两侧透雕卷云纹。

Ⅱ型：1件（M1：64）。长2.5、粗1厘米（图19）。白玉，形似蚕蛹。圆管状，中间略粗，表面用瓦纹装饰。

Ⅲ型：2件，扁方体，舟形，纵向穿。M1：69，长3.1厘米、宽1.2厘米、厚度0.7厘米（图20）。黄玉，如蜡色，两面微鼓，刻饰阴线勾连云纹和边缘轮廓线。两侧面内弧，素面。M1：71，长3.1厘米、宽1.2厘米、厚度0.6厘米（图21）。白玉，素面。

Ⅳ型：1件（M4:1）。长3.4厘米、宽2.3厘米、厚度0.15厘米（图22）。黄玉。呈片状。正面用双线勾连云纹装饰，背面磨光。上下左右不规则边缘各有一个小孔。

Ⅴ型：1件（M4：3）。径2.6厘米、厚度0.2厘米（图23）。

玉色泛青，土沁泛黄。扁平体，圆形。正面装饰阴线卷云纹和三角网状纹，背面磨光。边缘轮廓线采用阴刻手法，佩饰边缘穿三孔。     

Ⅵ型：1件（M4:4）。长4厘米、宽1.3厘米--2.7厘米、厚度0.2厘米（图24）。

白玉片状，呈不规则梯形。正面略凹，用浅浮雕手法刻饰出兽面纹和卷云纹。背面切割痕迹明显。上、下边缘正中各有一穿孔。   

Ⅶ型：1件（M4:6）。残长4.5厘米、宽2.4厘米、厚度0.15厘米（图25）。

质地青玉，土沁泛黄。虎形片状。正面用阴线刻饰一只回首卧虎，背面磨光。伏虎尾部刻饰绞丝纹，微残。上有三个小孔。

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墓主人的腹膝间随葬了许多玉配饰，据出土情况分析，这是一套由三件双首龙形璜、二件龙形佩、二件玉佩饰和三件玉串饰构成的组玉佩。组玉佩龙、虎、凤造型，代表着中国传统民族特色，雕饰精美，制作工艺高超，作为目前齐地出土的唯一一套组玉佩，对研究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

（九）剑首

1件剑首，M2:49-⑤。正面径6厘米、背面径5.4厘米、厚度1.7厘米（图26）。

白玉，土沁泛白。圆形。正面中部浮雕一螭虎，虎身弯曲成圆形，虎首包围其中，尾端上卷装饰绞丝纹。螭虎周围刻饰卧蚕纹，边缘阴刻轮廓线。背面中部呈台面形，有一周径1.6厘米、深0.4厘米的凹槽。剑首周围侧面以斜线相隔九组阴线勾连云纹，上下边缘阴刻轮廓线。

（十）剑格

1件剑格，M2:49-④。高3.4、宽6、厚2.2厘米（图27）。

白玉，土沁泛白。山字形，上镶棱形銎。浅浮雕刻饰卷云纹，边缘阴刻轮廓线。

（十一）剑璏

3件剑璏分别出土于M1和M2之中，M1所出两件均有残。长方形，两端勾卷，背有长方形銎。M1：100-⑤，残长5.1厘米、宽2.4厘米、高1.5厘米。白玉，一端残损。表面刻饰勾连云纹，一侧透雕龙纹。长方形銎。M1:39-②，残长5厘米、宽1.2厘米（图28）。青玉，刻饰谷纹和弦纹。M2：49-③，长13.9厘米、宽2.4厘米、高1.5厘米（图29）。白玉，土沁泛白。刻饰卧蚕纹，边缘阴刻轮廓线。

（十二）剑珌

2件剑珌分别出土于M2和M4之中。扁圆体，梯形。分二型：

Ⅰ型：1件（M2：49-②）。长8.3厘米、宽5厘米-6.6厘米、厚度1.5厘米（图30）。白玉，土沁泛白。呈梯形束腰。一端中央有一径0.6厘米、深0.9厘米的圆孔，孔两边又各有一椭圆形小孔与其斜通。另一端运用浅浮雕刻饰卷云纹，阴刻轮廓线。整件玉饰以浅浮雕兽面纹和几何纹为主，边缘阴刻轮廓线。

Ⅱ型：1件（M4：2）。长4.1厘米、宽4.4厘米-5.4厘米、厚度2厘米（图31）。玉质为白玉。一端中央有一圆孔，一端刻饰阴线卷云纹，边缘阴刻轮廓线。高浮雕刻出螭虎纹，螭虎周围运用浅浮雕刻饰几何云纹。

墓中出土的剑首、剑格、剑璏、剑珌，是战国时期玉具剑的四个组成饰件。即剑柄顶端的饰件，剑首；镶嵌于剑柄与剑身交接处，有阻隔之意的玉饰，剑格；镶嵌于剑鞘上，供革带穿系之用的饰件，剑璏；剑鞘尾端的饰件，剑珌。

玉、剑结合装饰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晚期逐渐形成四样俱全的玉剑饰。《汉书·匈奴传》记载：“单于正月朝天子甘泉宫，赐玉具剑”。《汉书·王莽传》载：“莽疾，孔休侯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说明到汉代玉具剑已经非常盛行。玉具剑从出现到盛行，从最早的装饰作用，到作为一种贵族身份的象征，是与统治阶级对玉的一贯推崇分不开的。M2随葬的这套玉具剑是我国出土的最早的玉具剑之一。

（十三）匕

2件匕出于M1中，一件完整，一件残损。M1：38-②，完整。长20.9厘米、首宽2.7厘米、环宽5.1厘米（图32）。首、环以白玉制成。鸡心形首，尖锋，以铜包边。首下端的节状长方形銎，镶于柄处。铁柄稍弯，下端一鎏金铜螭虎口銜玉环。M1：38-③，首部以下缺失。残长4.7、首2.2厘米（图33）。椭圆形白玉首周边用绞索纹铜边包饰，中间有脊。

四、  结语

临淄商王村墓地通过对墓葬形制以及大量精美的带有铭文的随葬品考证来看，确为战国晚期贵族墓葬。但由于墓主身份至今不明朗，加之在此之前齐地出土玉器不论玉质还是工艺，与这批玉器反差太大，多为仿玉明器。一次出土如此多而且精美的玉器，令有关专家持有不同的见解，一度认为这批玉器非齐地所有。⑾观点有三：一是无有好材质，齐地玉矿资源得不到保证。有资料可查的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仅出土少量的玉髓管、玉髓环和雕花玉饰等；1992年在山东章丘县绣惠女郎山发掘的战国中期大墓，随葬品中出土素面玉璧2件，素面玉环1件；其余随葬的滑石璧72件;滑石雕筒1件；素面滑石璜892件，大量用水晶、玛瑙和石制品为代玉随葬品，可见齐地玉矿资源贫乏。二是齐墓历来盗掘严重，玉器尽被掠夺而空。查阅史料记载,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伐齐，六月之间攻下齐都临淄等七十余城，“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言:“晋永嘉末人发盗齐桓公冢, 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 、缯采、军器不可胜数 。”可见齐国玉器面世相对较少。三是这批玉器也许来源于文化交流、礼品馈赠或战争掠夺等原因，随墓主人长眠于齐地，并非齐地产物。对于种种可能性，笔者依然倾向于这批玉器乃齐地玉器文化发展中的佳作。至于玉器背后的故事，我们更期待于墓主人真实身份的考证。总之，这批精美玉器的出土，带给考古界的惊喜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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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斌.临淄于齐国[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

[10]张光明.

［11］贾峨.春秋战国时代玉器综探［A］.中国玉器全集［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刘燕（1971年——），女，山东滨州，副研究馆员，学士学位。研究方向：聊斋学与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