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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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蒲松龄  孰能西周生
——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

   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

          张庆林 蒲圣业 周雁翔

    古典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后文简作《醒》）署名“西周生”辑著，但“西周生”到底是谁？却成为一段文学公案，长期争论，未衷一是。

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作者既然不愿意直署其真实姓名而故设迷障，肯定有他的理由和原因，很可能包含了多种复杂的因素。但是，追寻其人之真身、真相，也并非渺无踪迹，关键的问题是观点和方法对了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寻找到正确的答案，否则，就可能陷入“繁琐考证”的泥潭。

我们认为，对“假名”作者的文学作品考证，与一般文物考古的考证、一般历史事件的考证相比，应该有不同的规律和方法。文物的考证是物对物的鉴别比较，以此物（出土物）比彼物（已有同类、同种物，出土地、文化层等）；还可以使用现代科技手段，例如碳十四探测等，据之得出其断代、真伪、有无等结论。但是，成为历史迷案的文学作品的作者不同，首先，他是作者本人有意设置的谜底，本来就不想让人知道他是谁；其次，其大多缺少或者没有权威的史籍文本直接言明的证据，有的也多是稗官野史以及私人记著的笔记小说等，一是采信性比较低，而且，这类文本材料还常有互相矛盾的情况。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类属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范畴的考证工作，不太适宜于作品文本之外的比较繁琐的考证。

具体说来，这类考证的方向和方法，应该紧紧围绕着作品和作品的思想内容，作者的社会观、人生价值观，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影响、价值取向和创作目的展开；对于疑似作者，要在其基本人生经历和社会生活阅历、文化修养和文学创作实践、文学素质和文笔文风等“内证的实面”，比较鉴别作者和作品方面的相似性，进而是统一性；一致性，进而是粘合度（不是孤作而是有其他作品可比照）的契合。

本着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醒》的作者到底是谁，进行了新的研究尝试。

一 我们对几种版本的学习和比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版多种《醒》版本，我们择要阅读和相互比照的三种是，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简称齐鲁本）的横排三卷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简称上古本），黄肃秋校注的竖排三卷本、2000年（民国89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袁世硕、邹宗良校注的竖排上下两卷本（简称三民本）。  

这三个版本的主要区别与不同是：

“齐鲁本”只署名“西周生辑著”，未校注，开卷是徐北文先生的《<醒>简论》；在关于版本底本方面做了这样的说明：“此次印行，系以解放前亚东图书馆本发排，并以清代同治庚午木刻本为准，做了订正”。

“上古本”的作者署名则是“明 西周生撰”，黄肃秋校注，开卷先是黄肃秋先生的“再版前言”，后是金性尧先生的“前言”。在关于版本的底本方面做的说明是：以“1933年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作为底本，并以建德周氏藏本、省轩锓藏本、初印十二行本、同德堂本、中国科学院藏本、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孙楷第藏同治庚午本八种及石印本二种对校”。

“三民本”作者署名与“齐鲁本”同，由袁世硕、邹宗良校注；开卷先后是袁世硕先生的“引言”和《<醒>考证》。这个版本没有所据底本的说明。

    现在择要比较一下这三个版本中，徐，黄、金，袁、邹三组五位先生的考论：

徐北文先生的《<醒>简论》除了基本同意胡适先生的观点和结论外，还进一步指出《醒》使用大量“淄博方言”写成，这比其他论者笼统地说《醒》使用的是“山东方言”、“鲁东方言”或“鲁中方言”更缩小了方言范围，也就使作者之谜更接近于蒲松龄。我们觉得，徐先生的“简论”对《醒》之版本的考证、对不同意见的驳正，论据更扎实，逻辑更严密，更有说服力。

黄、金两位先生则认为《醒》是明代作品，自然不会同意“西周生”是蒲松龄，但都没有推断西周生是谁，而是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黄说，他虽不同意《醒》为蒲作，但对于胡适的蒲为作者说“也提不出另外的证据予以否定”。

    但是，我们倒想替主张《醒》为明作的研究者指出：在《醒》中

确实有直言明时明事的细节，如第二十四回，就有两个时间点明确无误的直指明朝：开卷引诗之后：“亡论那以先的风景，只从我太祖爷到天顺爷末年，这百年之内......”指的是太祖朱元璋从洪武元年（戊申，1368）至英宗朱祁镇天顺（复辟建元丁丑，1457）末（乙酋，1465，也是成化元年）是九十七年；“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工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 。”而这一回书于诗情画意的明水风光里，夹带了这么一小节歌功颂德的短文，其托彼以言此的用意，不言自明，而不能作为小说是明代作品的证据。  

第二十七回：“那丙辰夏里，薄薄也还收了一季麦子，此后便就一点雨也不下，直到六月二十以后方才下了雨，哄得人都种上了晚田......”；同回：“到了次年春里发起瘟疫来,挨了门死得百不剩一。”这个“丙辰”已是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天命元年”（1616）了，“到了次年”则是1617年。这个时候的“明水”已经不是那个民风淳庞、国泰民安的“世外桃源”，变而为天灾难测，胥吏横行，民不聊生的世境。而这回书除了概述了一些人命故事外，重点记述的则是麻从吾夫妇、严列星夫妇这两对忘恩负义的人渣，作恶多端却不思悔改，现世现报，被鬼（丁利国夫妇鬼魂）、神（关羽显圣）索命、斩杀的故事。

所以，这完全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时间确凿，事实可征，“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第二“事不同时，人相异地，不必牵和”；第三，既然如此，今天的研究者们，又何必煞有介事的去研究关羽什么时候“封圣”？什么时候“关老爷庙”才被称为“关圣庙”或“圣武庙”这类本末倒置的问题呢？何况《三国志演义》早就有关羽显圣索吕蒙之命、救张苞关兴的故事。事实上，除了文圣孔子的地位为唯一外，中国历史上的“武圣”之尊历有不同，如姜子牙、孙武、关羽、岳飞等，都曾被不同时期的最高统治者封为“武圣”，只因为《三国演义》使关羽形象更为妇孺皆知，名气盖过了其他人，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各种“关庙”中，关圣庙、关帝庙、关老爷庙、圣武庙等混称的现象同样十分普遍。因此，以此为据考论问题，不仅是繁琐的，更是不足为据的。

袁世硕、邹宗良先生倾向于“章丘名士”所作。但是，袁、邹二位先生与黄、金两位先生仍旧说：“这自然也还是推论，尚无实证材料，权做一种假说吧”。

有必要指出，徐之“简论”，黄、金“再版前言”和“前言”，袁、邹之“考证”，都是比较系统的考论文字，比当下诸多“碎片式”研究方式和结果好出很多。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应该能比较概括近数十年来对《醒》作者研究的概况。

归纳学界迄今为止的不同意见，大致分为三种：

（一 ）“西周生”就是蒲松龄。这一主张的历史渊源比较早，而且其影响比较广泛深远。

1 杨复吉 鲍廷博 李慈铭

杨复吉（1747——1820），于乾隆三十七年（1773）进士及第，是清代中晚期著名的藏书家、学者、散文大家，出生于蒲松龄逝后三十一年（乾隆三十一年）。

鲍廷博（1728——1814），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生于杭州（古称武林），乾隆四十九年（1785）移居乌镇杨树湾，在这里开始了读书、著书、刊书、藏书之事业。杨、鲍是朋友，“西周生”就是蒲松龄的结论，就出在杨复吉的《梦阑琐笔》中：“鲍以文（鲍廷博）云‘留仙尚有《醒世因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诘，至褫其衿”。所以，他们是“西周生”即蒲松龄之说的滥觞者，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过了约七十至一百年，李慈铭（1829——1894）在其《越缦堂读书记》中说：“无悝阅小说《醒》者书百卷，乃蒲松龄所作”。

对杨、鲍、李这三个人物断定“西周生”即蒲松龄的观点，固然可以质疑疑，却不宜轻率否定。因为，杨复吉是客观记述“西周生是蒲松龄”之说的来源，是根据“鲍以文云”，也就是说杨本人未见《醒》这本书；而鲍以文“云”是这样的：“留仙尚有（醒）小说”，显然是说：除了《聊》之外，蒲松龄还有一本题作《醒》的长篇小说，是十分肯定的语气，可能是他亲见甚或阅读过。到了李慈铭就更直白而肯定：“无悝阅小说《醒》者书百卷”，并评赞此书“老成细密，亦此道中之近理可观者”，“乃蒲松龄所作”。可见李慈铭是阅读了这本书的。

但是必须注意的一个很重要问题是，杨在其《梦阑琐笔》中没有说明鲍以文所称的《醒》是刻本还是抄本？鲍以文也没说，留仙尚有的《醒》小说，是刻本还是抄本？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杨、鲍在当时的刻数出版界享有盛名，是集“著书、刊书、藏书”于一身的文化学者，是著名的藏书家、出版家，对当其时的书籍刊刻的形势潮流、刻坊书肆、版本样式等，必定是了解熟悉的。但杨没有《醒》这本藏书，鲍是否有则不得而知。那么，第二个问题出来了，这就是杨、鲍所在的时代，所闻、所见、所议的《醒》还没有刊行于世，至少在他们这些著、刊、藏书的圈子里人，还没有搜罗到由书肆付之剞劂而售卖的《醒》刻本书，鲍说的只能是抄本，或者是他正在筹划剞劂的藏抄本。而李慈铭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自称“无悝阅小说《醒》者书百卷”，肯定是刊行本的“百卷”小说。

2 胡适 孙楷第 徐志摩及《<醒>考证》*

清朝消亡四十余年之后，胡适先生于1931年8月，发表了煌煌三万余言的论文《<醒>考证》，认为“西周生”即蒲松龄；诗人徐志摩为再版《醒》作序；孙楷第就《醒》所渉的地理、事实、人物、方言等进行调查考证，孙将考证结果撰写发表了《一封考证<醒>的信》。此后，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观点和主张一直被广泛认同而很少争议。

这里有必要重点说明一下孙楷第的考证。

⑴关于人物，孙以《醒》中人物为对照，详考了从明末至清《章丘县志》中的“名士”，除了李粹然先后任章丘、淄川知县，在两县都颇负政名外，其余的皆查无实人。所以，《醒》中人物亦多属虚构，但又多有所本。

⑵关于天灾，孙以《醒》中记述的自然灾害为对照，详考了济南府志、章丘县志、淄川县志关于干旱洪涝、冰雹风蝗等自然灾害的记载，并且列出了灾害年表。查考孙氏列的这个年表的结果是：从明成化七年（1471）至清雍正元年（1723）年间，共抄录天灾（或怪异）的史料九十四条，其中府志记载的46条中，记载淄川22条、记载章丘的13条；淄川县志记载37条，章丘县志记载11条。关于淄川的共59条，关于章丘的24条，非发生在这两个县的9条。孙楷第先生还在相关的材料之间，加录了《醒》相关回目的相关情节对比说明，无论从研究的方法上还是事实的考据上，都是严谨认真的。

这种情况说明，从1471至1723的二百五十余年间，淄川发生天灾次数频繁，灾情严重，对社会民生的影响持久而深远。《醒》的作者对淄川的灾情和关心的程度，应该更熟悉，更了解，更关注和担忧。“明山绣水”的理想寄托，被“风雨如磐”的黑暗现实所击碎，形成了鲜明的矛盾冲撞。这种矛盾冲突反映在《醒》的创作实践中，就是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和社会观，再世轮回和善恶报应的人生观。

3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读者或民间的“聊斋文化”爱好者，不仅继续坚持认同这一观点主张，而且继续深入进行研究探索，并有许多新的发现成果，如：

井冈山大学郑子运教授及其《（醒）作者为蒲松龄补正》*等。

山东理工大学夏薇女士等，对《醒》为蒲作进行了新的考论。

北京大学王晓娟女士，又发现“薛景泰批本”这一新的文本证据。她在《<醒>清人薛景泰批语辑考》* 中指出：“薛景泰批本，知者甚少。”而这个批本为山东师范大学所藏，“为同治九年覆同德堂本。批语有眉批，有夹批，有尾批，均为墨笔，且集中于后八十回”。她列举三十七回的眉批：“作者必是蒲松龄无疑”、第四十八回的眉批：“《聊》与江城一段相同，业绩完结，立刻好转，亦系留仙做的”、第八十四回眉批：“做官只讲撰钱（原文如此），逼真是作《聊》小说人的见识”。

研究者或读者需要注意的是，薛景泰河北馆陶人，虽生年不详，但卒年为光绪六年（1880），这个时间节点同样很重要。主张蒲松龄就是“西周生”的杨复吉卒于1820年，先于薛卒六十年；鲍廷文卒于1814年，先于薛卒六十四年，李慈铭卒于1894年，后于薛卒十四年。这几位晚清的闻人都主张蒲松龄是《醒》的作者，应该不是偶然的？

我们再简析一下“齐鲁本”、“上古本”中关于其所据底本的说明，就会发现一些问题：

（齐鲁本）：“此次印行，系以解放前亚东图书馆本发排，并以清代同治庚午木刻本为准”。同治庚午年即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

（上古本）：则是以“1933年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作为底本，并以建德周氏藏本、省轩锓藏本、初印十二行本、同德堂本、中国科学院藏本、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孙楷第藏同治庚午本八种及石印本二种对校”。虽然列出了十种版本，但“亚东图本”也是“齐鲁本”所据的一个版本；“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覆即同版再印刷一次）、“孙藏同治庚午本”也应该是一个版本。

“两种石印本”，因为石印技术是由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发明的，施氏（1771——1834），中国1834年前后才出现用石印术印刷书籍。国内，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所设的“土山湾印书馆”，成立于同治八

*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徐志摩的《醒世姻缘传序》、孙楷第的《一封考证醒世姻缘

的信》均可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再版的《醒世姻缘传》（下册）附录。

*见《蒲松龄研究》2015年第四期第129页。

*（见《蒲松龄研究》2017年第1期139页。

年（1869），是最早使用石印术印书的，也就是说“上古本”所说

的“两种石印本”的承印时间，大约也在1870年前后。

至于“建德周氏藏本”，建德即今之安徽省东至县，周氏即周馥（1837——1921）家族。因为周氏此前很穷困，自周馥追随李鸿章、做直隶总督后才兴旺起来，所以他家能藏书也不会早于1870年。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三个版本应该都是以“亚东图书馆本”为底本的；而“亚东图”本又都是以“同治庚午本”为底本的。这种时间指向上的高度一致性，使我们更加相信王晓娟女士发现的“薛批庚午本”的高度可信性，《醒》作者蒲松龄是可信的。

4 民间许多蒲学爱好者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

⑴ 北京红学研究爱好者张许文先生，从《聊斋志异》（后

简称《聊》）与《醒》的研读对比中，发现了若干情节相近或

相同的篇章和若干表现手法或文笔相近的描写。

⑵ 蒲松龄十四世族孙蒲先明（1924—2006），退休后1993年主修了《蒲氏族谱》，1999年与邹宗良先生合作注释出版《聊斋俚曲》*，因此，他对蒲氏家族中因《醒》书导致的兄弟阋墙的家族讼争问题，了解较详；据他做的关于《醒》作者的笔记，研究成果计45种（篇），其中坚持和认同该书作者就是蒲松龄的33种（篇），表示怀疑的7种（篇），认为“西周生”是丁耀亢或者贾凫西等人的共5种（篇）。

*蒲先明先生整理，邹宗良教授笺注的《聊斋俚曲集》，由中国国际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 “西周生”另有其人

对于“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持质疑、否认、或认为“西周生”另有其人的意见，同样由来已久。择要如下：

1 丁耀亢（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清康熙八年-1669），山东

诸城人，字西生、号紫阳道人、野鹤等，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他的成名小说是署名“紫阳道人”的《续金瓶梅》（上下卷，简称《续金》）。这里有三点值得读者注意，一，丁是诸城人，诸城明清时辖属于青州府。这与多数学者研究的结果称“西周生”是淄博人、章丘人是相背谬的；二，诸城方言与淄博方言有较大差异；三，丁耀亢《<续金>集序》注明的时间是“顺治庚子年季夏”，这一点与当前学界对《续金》及《金瓶梅》与《醒》的比较研究的结果差距较大，所以有理由将丁耀亢排除在“西周生”之外。

2 贾凫西（1590或1594——1676？）山东曲阜人，字思退，凫西是他的号，明末鼓词作家，是丁耀亢密友，代表作是《木皮散人鼓词》。该书对明王朝历代统治者（直至崇祯）进行了鞭挞讽刺。贾凫西与丁耀亢虽是密友，但是在世界观的层次上却不尽相同，贾凫西的世界观更倾向于唯物主义，他的思想和作品公开否定“福善祸淫，天理昭彰”，“转世轮回，前恶后报”的“天 命”论和“宿命”论。仅据这一点，《醒》与贾应该是不沾边的。

3 蒲震 生卒年无考，据蒲氏族谱所载，字惊百，号西洲，在蒲族辈分中，与蒲松龄是近枝祖孙关系。而蒲氏族谱中载明，蒲震枝脉中有祖孙父子五人以“X洲”为号，所以不能以此断定只有“西洲”是“西周”和“西周生”之误；其次，蒲氏族谱中并没有关于蒲震功名、文章或撰著等的记载；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在蒲氏家族三百年的口口相传中，认为蒲松龄作《醒》而导致“家人讦之”，但是，却没有任何关于蒲震作此书，导致“家人讦之”的口风。难道同一本书，说蒲松龄作家人就会讦之，说蒲震作家人就不讦之？这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

4 笔者在写到以上问题的时候，有幸读到“第二届（2020）聊斋学高层论坛论文集”（电子版），拜读了山东日照职业学院鞠志国先生的《<醒>作者高珩考》。鞠文认为《醒》所用的化名（西周生、燃藜子、东岭学道人、环碧主人）均指向高珩。其中，鞠先生对第一条理由的论述如下：

“《醒》之弁言”由“环碧主人所题”。

高珩，字葱佩。珩：玉器，玉饰品；葱佩：葱为青绿，佩为玉佩，葱佩乃青绿色玉佩。

“环碧”:环乃中间有孔的玉器；碧：青绿色玉石。

“环碧”类比“葱佩”，“环碧”是“葱佩字义的延伸”，所以“环碧主人”暗示的应该是高珩。

现对这第一条理由简单分析如下：

首先，珩、环、碧都是玉器虽不错，但是，《说文》:“珩，佩上玉也，所以节行止也”；《词源》“佩上部的横玉。形若残环，或上有折角，用于璧环之上”；《珩璜新论》:“珩璜皆佩玉之名，上曰珩，下曰璜”。也就是说珩、璜是系在环或璧装饰主玉上的各种附带的装饰玉，珩在上，璜在下。珩是一种横置的条形玉，不是环型玉，璜则是一种弧形玉，有半璧璜、三分璜、四分璜（分别如璧的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不同；环不仅是中间有孔的玉，还是“肉好”相等的玉，璧则是“肉倍于好”的玉（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等谓之环——“肉”指璧或环边缘的直径，“好”指它们的中孔直径，参见《尔雅.释器》）。《荀子.大略》“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由此可见，名玉、玉器、送玉，在不同的语境、应用方面，是由不同的讲究和寓意的，器型不同，也就不能随意延伸*。

其次，佩玉是古代的一种服饰文化，象征着美好和对美好的期待，而且，古代的达官贵人佩玉的很多，但不可能都演绎成“环碧主人”。即如高珩的弟弟高玮（高氏族谱中的“兄弟进士”），能因为“玮”指美玉、美器，也可以认为他是“环碧主人”吗？在中国汉字中“王+X”式形声造字特别繁富，仅《词源》中就列出了一百八十余字、五百余词条，这些都可以笼统的称之为“美玉”或“玉器”，但不能统而笼之的称它们为“环碧”。以此观之，鞠志国先生的这个推论未免太宽泛，将“珩”引申为“环碧”也就不太具有可信性。所以“珩”不是“环碧”，也就不是“西周生”了。

古代（和田等地之玉开发之前）以“夷玉”（产于东方的玉）最为出名，成为玉或玉质饰品的代名词；加之中国传统文化来自炎黄二支，炎族出于东夷，因此“高珩”取字“念东”。

济南黄敬宗先生《<醒世姻缘传>评点者葛受之考》有一段：“葛元祉与东岭学道人的关系……‘东岭学道人’自言‘不知葛君何人也’是真实的，两人并不相识”。淄川高氏与德平葛氏，不仅都是当时名门望族，据黄文所考，高珩还为葛元祉之父葛如麟撰写《墓志铭》，与“葛元祉堂兄葛元祯又同是新城王象乾外孙。”以这样的关系而论，如果《醒》的作者真是高珩的话，岂会“不知葛君何人也”？同理，“‘葛君’受之”又焉能不知高珩有《醒》这样一部书？

但是，我们除了将鞠先生认为的“西周生、燃藜子、环碧主人、东岭学道人为同一人”的“环碧主人”排除之外，也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见解，但这“同一人”不是高珩，而是蒲松龄（下文有论述，在此不赘）。

（三） 简单的否定  

所谓“简单否定”是指虽然否定蒲松龄是《醒》的作者，但却没有考证“西周生”到底是谁？

当代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最先对《醒》为蒲著之说进行否定的是路大荒先生（1895——1972），原名路鸿藻，字笠生，大荒是他的号，

是当代全面研究蒲学的先驱、集大成者。他在《聊斋全集中的（醒）与（鼓词集）作者问题》中认为：“以煌煌近百万言的一部小说，在墓表、行述、行略、诗集、文集等等具未提到”，“也没有蒲氏友人几个字的题跋”，“在蒲松龄著作中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结论是“胡适以西周生为蒲松龄纯是臆测和穿凿”*。

因为路大荒先生在蒲学研究上的成就和威望，他否定《醒》并非

*均可参见1983年商务印书馆修订版《词源》第四册2686页。

*见1955年9月4日《光明日报》。

蒲松龄所作的结论产生的影响也很大。但是，我们却不能认同路大荒先生的这一观点。因为，这种线性思维的结论既缺乏思辨性，又失之草率，这样来否定胡适的考证就更粗暴了。

事实上，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家族的枝脉之间，伯叔兄弟、姑嫂妯娌、公婆媳妇等诸关系中，因某种原因而导致的失和、不睦并不鲜见，多数家族的这种矛盾，会随时过境迁而淡化消亡，很少出现代代传承的现象。但是，蒲氏家族中因为蒲松龄作《醒》所导致的矛盾纷争和故事，却一直延续到今天。可以想见若上溯三百年前的具体时境中，这种矛盾的敏感性、尖锐性，是很严重的。而蒲松龄作为蒲氏家族中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他身后的墓碑、志表，是要留传后世的，因此，被《醒》这样一部“家人诘之（有的做讦）”的书所渉及、影射到的当世族人，是一定要反对将其刻入墓表和载 入谱牒中的。而这种局面也是其嫡子孙（蒲箬、蒲立德等）所不能左右的。还有，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适长期被冠以政治上的反动文人受到批判，在文

化战线上的影响力渐而式微，路大荒先生是否受到这种影响，亦不得而知。这对路大荒先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四） 持疑含糊           

所谓“持疑含糊”是指虽对蒲松龄辑著《醒》持否定或怀疑的态

度，但又不能明确考论“西周生”到底是谁？而只能以“某地名士”代之。但是，这种观点毕竟做了很多考证的学问功夫，他们的研究成果无论对认同还是反对“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的研究者来说，都提供了许多方法上、事证上的帮助和启发。对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化发展，功不可没。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同《醒》的作者为某名士的观点。一则，这种说法太概括化，人们可以以这种模式推演出多种包括“淄川名士”在内的多位“某地名士”； 二则，虽然章丘自古以来也是人杰地灵之乡，不乏名士，但是，依当前学界对《醒》创作年代、刻行年代的几种研究意见判断，至少在明中叶之前，或者正德（丙寅、1506）之前是不会有这本书的。而查考此后的“章丘名士”，一是杨选（？——1562），二是李开先（1502——1568）。所以，除非有证据证明《醒》成书于明嘉靖元年（1522）至隆庆元年（1567）年之间，或者明正德元年（1506）至万历元年（1573）年之间，杨选、李开先才有可能作此书。

三 《醒》的人文社会、自然地理环境的大概分析

我认为，《醒》的作者如果不是蒲松龄的话，至少依据目前各种研究的结果和已有的资料来判断，还没有其他人能够胜任写这样一部大书所具备的学问知识、经历见识、文笔词采、结构谋篇、整合布局等方面文学创作的综合素养和能力。

（一） 厘清两个时间节点至关重要

第一个时间点出现在第一回中，这就是晁思孝“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贡出门。那时去国初不远……”这个“去国初不远”，是一个很明白而清楚的时间定位。这里的国如果指的是大明朝，或有两指：一是明朝离开前朝不远的时候，二是距离明朝开国不远的时候；如果指的是大清朝，当然也有两指：一是离开明朝不远的时候，二是距清朝建国之初不远的时候。显然，指明朝的两种情况都是不合常理的；指清朝的话，从天命元年算起至蒲松龄生年为二十四年，从顺治元年算起至康熙元年，则是十八年，蒲松龄二十二岁。这句话被忽略有情可原，但是对于这部书是明朝人所作，还是清朝人所作却至关重要，对蒲松龄有没有能力和时间作这样一本书至关重要。我们再从后文记述晁秀才接连不得中举，只是出贡，却可以撇开礼部的科场，直赴吏部报名、投卷、“选官”的情况看，也是新朝初建（特别是满人政权）时必然的、正常的现象。

这个时间点在《醒》中并不是孤证，在第二十三回中又出现两次：

1. 二十三回开篇：“去国初淳庞未远，沐先皇陶淑綦深。”陶淑的意思是陶冶使之美好，谁陶冶谁而使谁美好呢？答案就是清明吏治陶冶世俗民风，希望（綦）它变得淳庞（深）。

2. “有了如此的灵地，怎得不生杰人？况且去太祖高皇帝的时节刚刚六七十年，正是那淳庞朝气的时候”。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去国初”这个时间概念的界定更加明确清晰，是指“去太祖高皇帝六七十年”。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没有“高皇帝”称谓，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年号天命、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年号天聪，都没有“高皇帝”称谓，所以这是一个泛称，而且太祖、太宗皆尚在明崇祯年间，改国号“后金”为“清”，是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的事，明亡一般以李自成攻占北京、朱由检吊死煤山，也就是世祖爱新觉罗福临由沈阳迁都北京的顺治元年算起（1644）。这样算起来，这个“去国初”的时间应该在十八世纪初几年。这个时间之内的蒲松龄应该在六、七十岁间，是他在毕家坐馆的后十年。而且，下文将要论述到的张笃庆《寄蒲留仙》那首询问“床头吏部今何在”的诗，恰恰是1702年写的，时蒲松龄六十二岁。

第二个时间点是，各种版本的《醒》，都刊载了署名“环碧主人”题写的“弁语”，清楚载明“弁语”题写的时间是“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对此，我不得不质疑的不是这个时间，而是包括否定胡适先生考证结论、否定“西周生”即蒲松龄的现当代的有些观点，为什么置“弁语”的性质、“环碧主人”是谁两个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的问题不顾，却仅仅凭着一些一鳞半爪的材料而“繁琐考证”“辛丑年”呢？

⑴ 关于“弁语”

长篇书籍的“弁语”即“序”，与“前言”有相同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弁语”（或序）有自撰、他撰两种情况。他撰主要是由作者请托权威人士（友人），或相关方面人士（例如书商刻坊、出版单位等）对作品进行的介绍、评价，以及对书稿有关问题的研究阐述确认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为《醒》作“弁语”的“环碧主人 ”对这本书的重要性。

⑵“弁语”时间“辛丑清和望后午夜”

“弁语”中的时间是十分明确即“辛丑清和望后午夜”，其中“清和”即阴历的四月，望后即每月的十六日。问题在于题写者没用公元纪年，所以，后世有些考证就在“辛丑”的“考证”上做出文章。例如，有人主张《醒》是明朝末年的作品。可是，明末并不是一个严格明确的时间，如果以朱由检的崇祯元年即1628年算起，至其吊死标志明亡为止的十六年间，并没有“辛丑年”。

“弁语”明确而肯定的署名是“环碧主人”。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干支纪年的规律是六十年一循环，人除非长寿一百二十岁以上，才能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两个“甲子”，所以，确定“环碧主人”是谁就可锁定“弁语”写于是哪一个“辛丑年”。即使“辛丑”被“挖补”（或者有意或者无意）了，但是，“弁语”的作者“环碧主人”并没有被“挖补”，也是不可“挖补”的。因此，环碧主人题款的“辛丑年具有不必怀疑的唯一性。

⑶ 关于“环碧”

① 明《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七>》：“后眺内峡，环碧中迴如蓉城蕊阙，互相掩映，窈霭莫测。”写的是景观，没有人以这里自号“环碧主人”；

② 安徽庐江县有“环碧园”，园主是明初人王越，显然不是

为《醒》作弁的“环碧主人”；

③ 承德“避暑山庄有”“环碧湖”，那是皇家园林，庄主是赫赫有名的爱新觉罗玄烨，舍此，谁敢称自己为这里的“主人”？

④ 有人也认为“环碧”或许指“柳泉”，因而“环碧主人”也是蒲松龄。这说法有点牵强，因为“柳泉”是井，因水盛时节井水常常涌出，所以又称“满井”，但也只是一泓清泉而已，并不能成曲折回旋之势，何况蒲松龄已自号“柳泉居士”了呢？

那么这个“环碧主人”是谁呢?

是清代著名的大盐（官）商李宜民（1704——1798）的小儿子李秉绶，生于1783，逝于1842），字佩之、芸甫、号分别为竹坪、信天翁，祖籍临川，寄籍桂林，官居工部都水司郎中，清代著名画家、诗人，是岭南派画家的开山鼻祖，后辞官归桂林， 在叠彩山白鹤洞下建画室，取名“环碧园”，自号“环碧主人”。其人虽只享寿五十九岁，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他经历的这个“辛丑年”恰是其谢世之前一年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即使如有人主张的“挖补”说：先被“挖”去了“辛丑”，而后“补”上了“戊子”，这个戊子年还是道光八年（1828），时年李秉绶三十五岁。

再退一步说，如果“环碧主人”李秉绶的“弁语”写在“庚午木刻本”之前二十九年。书坊请人写“弁语”，事后因种种意外而不能按时出书，导致“弁语”时间与“剞劂”时间不一致的情况出现，应该也是正常的。

3 徐北文先生在《<醒>简论》”中提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七云‘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

⑴ 《舶载书目》的时间内容。仅就现在看到的材料，对《舶载书目》在时限上、内容上甚至名称上的记载并不尽一致，但在书的版本上却出现比较一致的描述：《舶载书目》的绝大多数是“以清宫刻书为中心”。也就是说，这些以文化商品交流到日本的书，多数是被清朝官方认定、审查、批准之后才由日本书商运往日本的。

其中有一种描述是：《舶载书目》记载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中国典籍流传东瀛的珍贵目录文献。共2490种书籍，其中小说仅200余种，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小说中，白话文小说占六成、文言文小说占四成。其他多是明人编著的明代总集(含明人编刊前代、通代总集,明人编刊本朝总集,清人编刊明人总集)。在这一描述中，其时空跨越260多年，涵盖了杨复吉、鲍以文乃至李秉绶等人的生活年代。

⑵《舶载书目》的性质价值。鲁迅先生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语丝》杂志上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去年夏日本辛岛晓君从东京来，访我于北京寓斋，示以涉及中国小说之目录两种：一为《内阁文库书目》，录内阁现存书；一为《舶载书目》数则，彼国进口之书帐也，云始元禄十二年（1699）或其前年而迄于宝历四年（1754），现存三十本。”先生接着说，他当时因为避仇要离开北京而远走厦门，所以委托许广平只将《内阁文库书目》中的“传奇演义类”抄写下来。

这段话值得注意：鲁迅看到的《舶载书目》仅“数则”，性质是“书账”；这“数则书账”跨越的时间为五十五年，起于康熙三十七年，止于乾隆十八年。显然，鲁迅先生看到的《舶载书目》（1699——1754）包括了孙楷第看到的《舶载书目》（雍正六年——1728）。很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偏偏没有让许广平抄写《舶载书目》。其中原因难道仅仅是他行也匆匆而来不及吗？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⑶ 许广平抄录的《内阁文库书目》。在许广平抄录的《内阁文库书目》中，包括《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等不同版本的“传奇演义、杂记”，甚至连《绿窗女史》、《东游记》、《女仙外史》、《醋葫芦》等等一大批非主流作品都包罗在内，却独没有《醒》的踪影。倒是道光二十年（1841年）刊刻的一本《再生缘全传》赫然在目。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舶载书目》与《内阁文库书目》是有差别的，“舶载”到日本的书可能由于时差，也可能由于审阅等原因，并不能同时被“内阁文库”录入或收藏；第二，这个时段（1699至1754）之内（早于孙楷第看到的书目29年），《醒》还没有刊行，也就不可能东渡扶桑。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

⑷ 我对孙楷第所见《舶载书目》一说是有疑问的。首先，孙见到的底是书还是书目？何况这只是一本“书账”：总账一般会记录载来多少本书，明细账会列出书名目录。那么孙楷第怎么会看到“序、跋、凡例”呢？其次，即使孙看到了“序、跋、凡例”，也没看到“弁语”。因此，孙是否存在着所见有误，或者以彼书当此书的可能？

为了更明晰这些人事的时间关系，现依生年为序将之排列如下：

蒲松龄的生卒年为1640——1715

鲍廷博           1728——1814

《舶载书目》     1603——1867

杨复吉           1747——1820

李秉绶           1783——1842

薛景泰           ？  ——1880

李慈铭           1829——1894

这个对比说明的问题是，第一，在蒲松龄逝后十几年（以鲍廷博生年起算），至杨复吉逝九十余年间，对长篇巨著《醒》的关注和研究，开始逐步进入当世时的文人视野，在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间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深，其后七十余年从未间断；第二，这段约一百四十年的时空应该是《醒》被社会传播，认可，从而各书坊进入酝酿、准备、实刻、刊行的时段；第三，这与现在的信息传播手段、印刷技术不同，是非常正常的文化现象，既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实际，也符合文学艺术创作与批评的一般规律。而且，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聊》的最初刻本即鲍廷博刊刻的“清柯亭”本，时间是1766年。杨复吉《梦阑琐笔》记载鲍廷博所言“尚有《醒》小说”，“尚有”这两个字就明白不过的说明最早在1766年，也就是蒲松龄身后五十一年，《醒》还没有“剞劂”；第四，杨、鲍两人所说的《醒》大致可以肯定是“抄本”，“环碧主人”所读的有可能是刊本，理由是书肆请他作“弁语”事先或可将藏本抄本让他阅读；也有可能是刻本，因为据有“覆同德堂本”的“同治庚午本”显示，“弁语为新刻”，字墨黑、字体肥润的特点，则可能是“覆”时新刻；李慈铭“无悝阅读”的则是刻本。

厘清这个时间节点的另一层意义在于，无论从成书和“剞劂”的时间上来衡量，《聊》均在《醒》之前。这就使有的论者常在“辑著”而不是“著”、“撰”问题上的疑问迎刃而解了。“辑著”的第一前提是先前已经有了的;第二应该是自己创作的，否则就成了抄袭（因为它是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这样，也就无异于说是蒲松龄自己将原来创作的，独立成篇的短篇“志异”、“稗官野史之书”，通过“閒者节之，冗者汰之”，将之“针线相连，”使之“天衣无缝”，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的，“通俗”如话的长篇小说，是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

如果问《醒》的相关署名，“辑著”者“西周生”、“凡例”署名者“东岭学道人”，为蒲松龄，而“弁语”题写者“环碧主人”为什么是李秉绶？理由并不费解：“凡例”，也称作“说明”（出版说明、再版说明，有的也包含在前言、序言之中），一般是群体编撰的工具书、文集、文献汇编等大型著作中，如《康熙字典》、《辞海》、《词源》，“经集”、“子集”、“诗文集”之类，是编写者为方便读者查阅而规定的符号、所据来源、编写原则等等。但是，作为个人作品的“凡例”，一般只会有作者自己撰写，内容主要包括作者写书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创作的动机目的，其次是指引读者读书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免对书之要义产生误解。因此，《醒》的“凡例”是由作者本人撰写的，不会由与著述者无关的人来写。

（二）了解一下蒲松龄的“朋友圈”至关重要

蒲松龄作为少年成名的一代名士，他的交往很广，要全部厘清他的“朋友圈”既很难，也没有必要。这里只择要梳理一下对其一生的生活和创作，特别是对于理解《醒》中的有关的人物、事件及情节，都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宦海沉浮，功名业绩，荣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西周生”的创作源泉、素材、渠道。这对于解答蒲松龄足迹到过哪里？没有到过哪里？因此而质疑他会写出什么，不可能写出什么的诸种疑问，是十分重要的。

1 张 嵋 字石年，贡监生，浙江仁和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淄川知县。清乾隆修《淄川县志》对其任淄川的政名记评颇高：“神姿卓迈，历事精明，下车三月，百费俱举”，特别对于整顿官衙和社会风气方面，“至如严保甲、革陋例、饮冰茹蘖，不遣一役下乡而博徒屏迹，永杜盗源。邑民讴颂功德，跻堂相继”，足见其为政淄川时民望之高。蒲松龄作于丙寅年（康熙二十六年-1686，张始任淄川之年）的《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七律八首）和三年后春天，张陛升甘肃鞏昌府同知时，蒲又作《送别张明府》七律三首。可以作为关于蒲、张交往情厚的证据。

现将《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八首的八个第一句抄录于下：

1.1楼台近接秀河阳       2.1一朝桃李满河阳

3.1葵藿有心解向阳       4.1般河百里遍春阳

5.1百脈泉生白山阳       6.1小结茅庐孝水阳

7.1此身只似雁随阳       8.1夏树萧森翳夕阳*

显然，这八句的“阳”，有四句是写实物，分别是秀河之阳、般河之阳、白山之阳、孝水之阳，其中一句为山之阳（白山），三句为水之阳（秀河、般河、孝妇河）；另四句则是虚指或比喻义的“情之阳”，也就是将张嵋比作阳，把自己比作师于阳的学生、向于阳的葵藿、随于阳的大雁、庇于阳的夏树。因此，诗中虽然不无蒲松龄假“和张邑侯过明水的”机会，向他展示自己文思才华的意味，但主要的还是描写了明水一带优美的自然田园风光，使人不免想起《醒》第二十三回的“明山秀水”世外桃源一般的美丽风景。而且“般河百里遍春阳”，“小结茅庐孝水阳”，皆是淄川之地、淄川之景、淄川之事。而“百脈泉生白山阳”的“白山”，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章丘境内，而是在长山县境内。长山县历史上，唐、宋、金属淄州，元代属般阳路，明清属济南府，1956年撤县改称邹平县，与现淄博周村紧邻。

那么，这张嵋是否就是决定一时一地的民风是否淳庞，社会是否安宁，百姓能不能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和谐敦睦的循官良吏呢？是否就是那个曾经把“绣江县”治理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轻赋薄役，安居乐业的知县人物原型呢？

2袁藩（1627——1685），字宣四，号松篱，康熙二年（1663）举人，淄川（明水）籍，清代著名才子、诗人，著有《敦好堂集》，因病卒。我们从赵蔚之先生编著的《聊斋词集笺注》（以后简称《聊词》）中看到，蒲松龄与袁藩之间的唱和之作、蒲松龄对袁藩的缅怀悼亡作品就有十二阙（《聊词》现存仅一百一十七阙，相当于其词总量的十分之一），足见其交往之厚，友情之深。

那么，袁藩对于《醒》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袁藩的家乡即由淄川县城西去（稍向北）约二十余里，距蒲家庄不足三十里的淄川明水，不是“绣江县明水”；第二康熙二十一年（1683）六月，孝妇河发大水，其大支流范阳河亦暴涨成灾，居于范阳河之侧的袁家遭受洪灾，田园房舍皆被冲毁无存，袁藩因此寄住毕际有家，与时在毕家做舘的蒲松龄朝夕相处；第三袁藩博闻强记，而且好搜罗，家中藏书很多。这些特点和条件不仅使之成为《醒》中的原型人物之一，而且对丰富蒲松龄的轶事听闻，开拓他的创作思路，都是有影响的。

3 唐梦赉 （1628～1698），清代文学家，字济武，号豹岩，又号岚亭，淄川县（岭子镇）人，其祖居的南坡村东去，距蒲松龄故居约三十余里，西去距蒲作馆的西铺村也有三十里许。顺治五年（1648）二十岁的唐梦赉中举人，翌年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顺治八年二十三岁（1651）授翰林院检讨，受命将《玉匣记》和《玄帝化书》译为满文。但是，唐以为两书皆荒诞离奇，诬民惑事，上疏请罢；顺治九年（1652），他请假回家归葬亡亲，临行之前，谏疏事发，因而陷入朝中派系斗争漩涡，竟被罢官；当时年仅26岁的唐梦赉遂拂袖而归，从此再不出仕；其归田后，寄情山水，栖心禅悦，日与高珩等人诗酒唱和，并两次南游；唐也是最早慧眼识“聊斋”并为之作序的人；康熙间修的淄川县志，唐梦赉是主笔，期间唐（梦赉）、袁（藩）张（笃庆）李（敬尧）加上蒲松龄、毕际有等淄川文人精英就共聚于毕家的石隐园中。

4毕自严与毕际有

⑴ 毕自严（1569——1638）字景会，淄川(王村西铺村)人，万历二十年(1593)进士，仕途之路步步迁升：初任松江推官、次任刑部主事、再任淮徐道参议，被派驻守冀宁（山西太原一带）；1621年辽阳陷落，改任右金都御史，前往天津整顿海防，督修战舰，建立海军；一年后提升为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朝廷裁除天津巡抚后，就将原巡抚署理的事交给了毕自严。五年后任南京督查院，翌年改任户部尚书，崇祯元年再被征召为户部尚书，加封太子太保。该人不仅是明末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位高权重，志存高远，“不喜金钱，唯好藏书”，他建的毕家藏书楼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卷楼”。最后是因为不不甘与朝廷内某些朋党势力同流合污，才请求致仕的

⑵ 毕自严次子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1645年拔贡，1656年任山西稷山知县。

稷山位于汾河之畔，因河水不断侵蚀，实际地亩数与应纳粮赋数不符，毕际有上任后首先据实上疏，请减免空头粮赋；其次，根据县民所事行业分别制册（簿），一是作为纳赋纳粮的稽考，二是约束劝谏无业者从事正当职业。毕本人不仅为官清廉，执法严明，而且勤政不苟，凡所有来往公文必亲躬办理，对其他地方交稷山县审理的奇案，必及时审理，雪冤惩恶。因此，两年以后被擢升为江南通州知州。任内又上疏，请免当地鳓鱼之贡。由于其官清名高，因欠漕粮而被免职时，扬州名流士人聚江边相送，与他依依惜别。

这对父子对蒲松龄帮助是实而有力的，远远超过其他人。

首先，蒲氏做舘毕家凡三十年，解决了蒲氏的生计问题，使之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生存条件。其次，毕家浓厚的书香文化氛围、宏富的藏书，极大的满足了蒲松龄饱览穷读的欲望，开阔了他的知识视野。再次，毕家对他的礼遇尊重，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毕家的“石隐园”、“万书楼”成为蒲松龄课童之余休憩、读书、写作的好地方。蒲松龄和毕际有相处的日子里常常同床而卧，抵足而眠。所以，蒲松龄对朝廷高层、衙门的办事程序、鼠盗狗偷的重重黑幕写的那样得心应手，也就毫不奇怪了。再次，毕家父子纵横南北东西，宦海沉浮的经历，为民请命和为政有为而博得的社会名望，在《醒》的循官良吏身上清晰地折射出他们的影子。

5王象乾 王渔洋  高珩

王象乾是王渔洋的叔祖，高珩的外祖父，珩、洋因而是姑表兄弟。王氏是新城世家显宦，高氏是淄川望门大族。王象乾逝后未葬在新城，却选择葬在淄川杨寨孝妇河东岸、王母山西麓*。

⑴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宁，明隆庆四年举人，

连科进士。王象乾的宦途之中，曾镇压苗民造反（苗族起义）因战功而至兵部尚书；他任兵部尚书时还兼理吏部，所以他也是名副其实的“吏部”；他曾以年老为由乞休，但八十三岁时又因边境多事被起用为总督，总理河北、山西政务。后加“太子太保”。虽然蒲松龄与王象乾是隔代人，但是他与高珩却是相知甚深的文友，所以对王的生前事迹应该不是一般的了解，而是比较详细的听闻。而这些均可在《醒》中找到踪迹。

⑵ 高珩（1612_1697）字念东，号紫霞道人，山东淄川人。淄川

杨寨高氏自明初由沂水迁来，始祖高全，高珩系高全十世孙。高氏科

举成名为宦者众，享有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等盛誉。高珩本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终官刑部侍郎。高珩的仕途之路比较顺利，但同样是一代名士清官，晚年也是自请致仕的。

高归乡后也是贵而存仁，富而不骄的“大乡宦”。高氏书塾不仅对高氏子弟开放，也对一般百姓子弟开放；高氏笃信佛教，捐资重修“泷山寺”；高珩长蒲松龄二十八岁，因为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舅，所以高蒲还互称“亲家”，蒲敬之如兄长；高珩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相比，别具慧眼而独识《聊》之价值，是第一个为之作序的人。因此，高蒲之间的关系就更进入一层“文心神交”的境界。他不仅仅是对蒲松龄传叙王象乾生平事迹的桥梁，也是蒲松龄与王渔洋之间建立联系的桥梁。

⑶ 王渔洋（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十七岁应童子试亦是三试第一，谓时之神童。1659年二十五岁进士，翌年即任扬州府推官，掌管司法，勘问刑狱。任内仅五年析狱八十三件，僚属惊叹，士庶称绝，绝民连株之苦，因而甚得康熙赏识，评价他“人品学问，老成忠厚”，因而能一路高升，累官至刑部尚书。因为其诗文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清代的诗坛领袖、神韵派诗学的创始人，被尊为一代诗宗。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位在文坛、官场都享有盛誉殊荣的人，在对蒲松龄《聊》的评价上，眼光超越其他人，亲为《聊》点评三十六处，使《聊》在小说“末流”的时代能身价倍增，快速流传，王渔洋功不可没。

高珩、王渔洋都是清正廉明、累官刑部的高级官员（高为侍郎、王为尚书），对天 下刑狱、典吏诤讼、官司纷争的内幕和黑暗，当是清清楚楚的。蒲松龄十分幸运，一是能长期与他们成为挚友文友，*王象乾墓一直规制完好的保存到1965年夏初麦后，在全市王母山“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大会战”时，按制所建的墓道牌坊、等比的翁仲、坐骑、狮、虎、麟、鹿石雕等遭毁，坟头则继续保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平。

受到礼遇；二是不仅能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辑录”到当代时的丰富素材，而且能搜集到前朝的素材（王象乾、张志发、毕自严都被前朝加封为太子太保）。这样一来，对《醒》中叙述描写的那些发生在明和晚明的，有案可稽的史实不仅不奇怪，而且是《醒》为蒲作的证据。

6 张至发 张笃庆

⑴ 张至发（1573——1642），字圣鹄，号宪松，山东淄川人，万历十九年（1592）进士，崇祯朝内官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与毕自严的相似的是，他的宦海之路也是从知县做起，先后任过玉田（河北）、遵义（江西）知县，礼部主事、御史，巡按河南期间，曾置义田、赈贫民，1616年，河南发生大饥荒，又上疏请留晌备赈，又请改折漕粮，还朝之后，称有病辞朝回家。1621年进大理寺丞，三年后又请终养。崇祯五年（1633）又被起用为顺天府丞，进光禄寺卿，任内精核积弊，多所厘正，政治才能为崇祯帝所知，1636年擢升为刑部右侍郎，同年六月擢升为礼部左侍郎，两年之后再升为首辅，是淄川明、清以来朝廷中最大的官。

张至发多次自请致仕，又多次被擢升起用。他的宦途中，无论居县，居省，居京，直至做首辅（宰相），都敢直言弊政，上疏请命，兴利除弊。致仕归乡之后，又加固淄川城墙，防匪御寇，保境安民，造福乡里，这同样是《醒》中可见的乡宦大佬原型人物。

⑵ 张至发曾孙张笃庆（1642——1715）字历友，虽出身世家，但到他主持家政时，已经家道衰落，好景不再，沦落为一般人家。他与乃祖不同而偏与蒲松龄有许多相似：一是两人虽都弱冠成名高中秀才（1657），又皆一辈子科举不第（张丙寅-1686考贡元，而蒲七十二岁得恩贡）；二是两人都当过知县的幕僚，时间都是一年左右；三是都远离家乡在外地坐馆授徒（张二十年、蒲三十年）。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醒》中有好几个“塾师”形象，贤愚、善恶兼半，这种情况非从此业者所不能尽知（而张笃庆坐馆焦家，却教出了焦家一对兄弟进士）；四是两人都是文学巨匠，只不过张以诗闻，蒲以文名。他们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成为始终不渝的朋友。所以，张笃庆对蒲松龄创作《醒》的事情，也不可能不问不闻。现将张于康熙四十年（1702）《寄蒲留仙》（两首）的第二首抄录如下：

谈空谈鬼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晖。

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

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

床头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泪归。

这首诗的首句内容很丰富：作为挚友诤友的张笃庆，仍然在劝诫蒲松龄注意科举正道，而不要沉溺于“谈空谈鬼”的科举“迷途”中。“谈空谈鬼”是并列的动宾式结构短语，《聊》以谈鬼为胜、“谈空”即指“谈佛”，蒲松龄笃佛，佛家对人生的解释就是善恶轮回，报应不爽；诗的第二句说的谢眺就是谢玄晖，是南北朝时与谢灵运齐名的山水诗人，但其人又有向齐明帝诬告其岳父、会籍太守王敬则谋反的道德污点，所以这句并非只是用谢眺之才来比赞蒲松龄的意思，应该还有提醒（惊人）他注意防备（文狱，或者因言惹祸）的意思；三四两句，自然是包括张笃庆自己在内的牢骚话；五六两句则是伤感同学故旧音讯稀少的状况；最难解的倒是“床头吏部今何在？”这句话虽看似通俗无奇，但“吏部”是什么？为何能放在“床头”？平时常见置于床头的“吏部”肯定不会是一人或一般器物，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一本书——便于阅读，便于写、便于改、便于收藏，才放于床头。

问题来了：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书为何被称为“吏部”呢？这正是问题的要害，翻阅《醒》应该会得出答案。

第一，《醒》是以致仕归里的“杨乡宦”为清正官员的楷模进行歌颂的；第二，《醒》中的忠奸善恶、良莠正邪、亲隙恩仇、奖惩罚诫等等故事情节，无一不是因“吏”而起、而终。惩恶扬善，扶贫济弱，为民请命的，无不是清正廉明的官吏所为，反之则都是贪官污吏所行；第三，“官吏”从任命擢升，到管理考核，除了“皇上”之外，决定一个王朝吏治好坏的最高中枢机关就是“吏部”，从朝廷到州府、郡县、保甲、乡里莫不如此。所以我们认为“床头吏部”就是代指一部形象的、从上至下的，反映吏治黑暗腐败的书，这部书就是《醒》。

作为蒲松龄挚友的张笃庆，知道和看过这本放在床头的书稿是正常的，忽然发现这本书不见了，因此有“床头吏部今何在”的询问也就很正常了。那么，“吏部”到哪里去了？所以“痛哭西州掩泪归”就是答案。这样，我们就很有必要在这里再重复一遍鲍以文的话“‘留仙尚有（醒是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诘，至褫其衿。”很明显，这件事与“西洲”有关，他是不是“为其家所诘”的诘者之一，或主要发难着呢？“至褫其衿”是其家人，是没有革除蒲松龄秀才功名的权力的，只能是因为这本书起了争执，作为“诘者”之一的某人（最大嫌疑人是西洲）不冷静，动手扯开了他的衣襟。

那么，“西洲”到底是谁？这是蒲氏家族之事，无需考究太甚，只是蒲氏族谱中号“西洲”的先辈不是“西周生”就够了。

“吏部”指代的是《醒》，还可以在第一回和第五回中得到印证：

第一回核心内容是晁思孝出贡，考官，做华亭知县从而发家的过程。这一切进行的如此顺利，则全赖“吏部”：“晁秀才连科不中，刚刚挨得岁中出门。那时去国不远，秀才出贡，作兴旗匾之类，比如今所得的多，往京师使费，比如今所用的少”，而恰恰“那时礼部大堂缺官，左侍郎署印”，这个礼部署印的左侍郎“原作山东提学，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因此见了他分外客气，对他说道：“你虽然不中，如今年纪不甚大”，因此，“坐了监，科他一遍科举”，不管中与不中“考选有司，也定然不在人下。况我还有几年在京，也可以照管着你。”结果，晁秀才第二年虽进了北场，但仍不得中，便又和侍郎商议考有司，“随赴吏部递了呈，投了卷。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侍郎预先嘱托了，晁秀才方才赴考。”结果“发落出来，高高取中一名知县”。知县考中了，晁秀才接着考虑如何谋个肥缺，“怎当他造化来到”，“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次年四月大选，”晁秀才“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签单单与晁秀才掣着。”

第五回中，晁秀才任华亭知县考满谋划升迁时，对胡旦这样说：“如今的世道，没有路数相通，你就是龚遂、黄霸的循良，那吏部也不肯白白把你升转。皇上的法度愈严，吏部要钱愈狠。今幸得华亭县，也亏不了人，多做一日即有多做一日的事体，迟升早升，亦凭吏部罢了。”这可真是剥肤见骨之论！假若蒲氏家族中真有做官如“晁思孝”、行如“晁大舍”者，面对这样的影射或揭露，遭“家人讦之”不仅合乎情理，有人暴跳如雷而“褫其衿”也不奇怪。张笃庆“痛哭西州掩泪归”，用羊昙哭其舅谢安的典故隐指其事，可谓委婉圆转，语带机锋，用心良苦。

以上，我们择要举出六组九个人物，应该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第一他们的仕宦之途，从地域范围上纵横东西南北多个地域，与《醒》所涉及到的地方是吻合的；第二，在官阶、品衔上，他们从县、洲、府到寺卿、侍郎、尚书、首辅，涵盖各级衙门；第三，从部门职权和职能上，包括了吏、户、刑、兵、礼、工各个方面；第四，他们多都是文才出众，少年成名，为官清廉，民望清流的循官良吏。《醒》中的恶人、善者的果报，都是与他们的执法严明分不开的。

那么，“西周生”是怎样将他们“天衣无缝的”缝缀在《醒》中的呢？再回头看看“东岭学道人”为这本“吏部”写的“凡例”吧：

“本传凡有懿微扬阐，不敢稍遗；唯有劣迹描绘，多为挂漏，以为赏重而罚轻。”大意是，《醒》这本书，对于（人们）那些美好的言行举措，都感到欣喜，都要进行褒扬，不敢有一点遗漏；（但是）对那些恶劣行迹，却挂漏很多，这是遵循以赏为重，以罚为轻的原则。

对于这本书中所记的人和事，做到“其事有据，其人可征，”但是“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这是严正声明《醒》这部书所记、所说、所描绘的事情，都有根据的；所涉及到的当事人，都是可以查证到的。

但是，“本传间有事不同时，人相异地，第欲与于扢扬，不必病其牵和。”大意是，虽然这本书所涉及到的事，有时候并不发生在同一时间，所涉及到的当事人也可能不在一个地方，但都是为了张扬他们的善行善举，没有必要挑剔它牵和。

这就说得十分明白了，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倒是应该想想，这些说法、这样的说明，不恰恰是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吗？不恰恰也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吗？

（三） 明晰《醒》书两个重要转折的章回至关重要

1 理想社会——从“桃花源”到“明山绣水”

这两回书即《醒》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⑴“五柳先生”陶渊明是田园诗派之鼻祖，古往今来，为无数人向往的天堂美景“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与世无争的生活。

⑵“西周生”所极力描绘的“绣江县明水镇”则是：“这个明水镇离了县里四十里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这一村的人更是质朴，个个通是那前代的古人，只略举他一两件事，真是这晚近的人眼也不敢睁的。一位杨乡宦官到了宫保尚书，赐了全俸，告老在家。他却不进城里去住，依就还在明水庄上，略略的将祖居修盖了修盖，规模通不似个宫保尚书的府第。他却住在里边，把县里送来的青夫门皂，尽数都辞了不用。或到那里去游玩，或到田间去，路远的所在，坐了个两人的肩舆，叫庄客抬了；近的所在，自己拖了根竹杖，跟了个奚童，慢慢的踏了去……”

显然，此地并非实指章丘县明水镇，而是作者为《醒》这部大书所专门构想，建造的一方理想宝地。

这两回书的的前二十二回，已经基本叙述完了晁氏与计氏“前世姻缘”的仇冤和结果，故事的地点也由武城县转移到了“绣江县明水镇”；后世的果报正在酝酿之中而尚未爆发。所以这两回书在叙事方法上是情节转换的一个蓄势点或间歇点。

第二十三回，侧重山水景色，二十四回重在民风良俗。这两点是构建作者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和基础。但是，仅仅具备这两点还不够，还必须有清正廉明的官吏进行管理。

2明水这块仙境宝地之被发现

小说中横空插入了一段唐顺宗为了“求仙治哑”，派出近侍太监李言忠为钦差，带领一班人马，到“山东登莱两府海神庙祈祷”。但是，李言忠未到登莱二州，却在经过“绣江地方”时意外地发现这里的“会仙山”及其周围的无限美景。仅这样一段荒唐故事本身就充满了讽刺！“聋致哑”，“哑必聋”，一个聋哑皇帝岂不就是个无道昏君吗？

皇帝求仙问卜寻到明水自是明水一福，但“福兮祸所伏”，明水从此民风日下，吏治渐頽，终而强梁盗贼四起，官匪沆瀣一气，苛捐杂税，巧取豪夺，天怒人怨而灾祸连连。这灾祸的源头在哪里？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者的矛头所向应该是很清楚的（唐顺宗只是个死去的靶影而已，历史上的李诵其实还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从此之后，僧侣尼姑招摇过市，诬惑之风渐炽，寺庵道庙藏污纳垢；市井恶棍欺男霸女，是非讼诤不断，明山秀水沦为淖泥。苍天示警，灾祸频仍，为狄希陈与薛素姐、童寄姐之间的再世报应、较量的大戏，进行了社会大背景之下的环境衬托和铺垫。

3“明山绣水”的“拼图原件”在淄川

虽然“明山绣水”只是一种美好而终被现实打碎的理想寄托，是一种概念化的地方名称。但是，它的笔墨画图及建造，却是有根据有依托的：

⑴ 乾隆八年编撰的《淄川县志》载，“淄川县有古镇明水”（现称萌水，现在淄川人也称章丘明水为西明水以示区别）。如果从蒲家庄直驱明水，可以绕淄川北城外过西关，延往西二十余里即至。

范阳河从明水之西南流来，孝妇河则从东南方向流来，两河汇流于明水的明山西麓之下，再蜿蜒北去，经长山县入小清河。因此这里是双河冲流淤积的河套盆地，也是自然形成的具有济蓄或缓泄洪水的功能区。春、初夏、秋末之季蓄水成湖，倾顷如镜，明山倒映，岸树环碧，鹤鸣鹭舞，自成一方景胜；盛夏至初秋的大汛期内，两河汇流，涛声如雷，蔚为壮观* 。矗立于水边的明山，虽然只有海拔162米多一点，但由于地处河套之地而显得格外高拔，加之山上有碧霞祠、文昌阁、关帝庙、八仙庙、送子观音庙等八座庙宇，加上淄川县志记载多次的“明水山市”，更被世代喻为各路神仙辐辏之山——“会仙山”。因此，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代里，明山的元宵庙会、清明庙会、重阳庙会，人山人海，相当热闹出名。

⑵ 距蒲家庄东北七八里、过寨里村延向东北二里之内、邹家村东里许，有从东部山区而来的众多沟、峪、河道，在涂山峪村和南、

北黄村的夹谷之间汇聚成季节河谷“锦绣川”，当地也称之为“锦绣河”、“锦川河”。因此，蒲松龄故乡的明水、锦绣河这两个地名、河名，触发了他为《醒》的故事，搭建一个地域舞台命名的灵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

⑶ 蒲松龄坐馆三十年的西铺村所在的王村镇，向西与章丘县接

壤，向东与明水镇接壤，蒲松龄在这里东西兼顾：“淄一明水章一明水双水流汇，东一锦川、西一锦江双锦和绣”，难道不是一种浪漫和创造吗？更何况这是一代文学巨匠在写小说呢！更何况“绣江县”之名也只是民间对章丘县的代称，并不是真正的行政命名。淄川县也常被民间称为“般阳县”，但历史上确曾有过“般阳路”、“般阳府”。明乎此，为什么一定要苛求是章丘之明水而不可呢？

⑷ 人文荟萃 名士咸集的淄川明水

其时其地的淄川明水，是人才荟萃，名士咸集的地方。乾隆年间

淄川县设八大乡，明水乡即西北乡，治内领包括蒲氏祖居的店子村等四十八村。《醒》第二十七回中说：麻从吾“打听得明水东南上十五里路沈黄庄”也是有所本的，从地理方位上来判断，应是今黄家铺、沈家庄，正位于明水东南十五里。

上文所叙的袁藩，就是明水人；张至发、张笃庆祖孙，毕自严、

*1959年在这里建设明山水库，成为淄博市较大型水库之一。现在，已被辟为“文昌湖”，成为集灌蓄、抗旱排涝和文化旅游、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风景区。毕际有父子，唐梦赉所居的当时正西乡（忠信乡，含蒲松龄坐馆的现王村镇西铺村）；高珩所在的正北乡（孝义乡）均与明水为邻，相距多在十里至二十里之间。康熙年间续修《淄川县志》时，由袁藩、唐梦赉、李希梅、张笃庆、蒲松龄等人组成的编撰班子，就聚居在毕自严家的“石隐园”，毕家石隐园成为编撰《淄川县志》事实上的“编辑部”所在地。

⑸ 对章丘县的地理情况，孙楷第先生在“关于《醒》的一封信中”早已做过比较确凿的考证，不必赘述。补充一点是，邹平县是在长山县撤县之后其一部划归今周村区、一部分划归今张店区，余部即今之邹平县，其时白云山、会仙山都在长山县境内而不在章丘县。《醒》中说，从白云山的瀑布泉水注入白云湖中，这同样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不能当做地理书来读。

⑹《醒》中明确载明，“绣江县城距府（济南）一百一十里”，“至明水镇四十里”。但是，从济南到章丘并没有如此长的路程，章丘距明水也不到二十里；反观淄川至济南（能车马行通的大路）恰一百二十里上下；县城淄川到明水里程大致是：出南门到西关二里，出西关转西北至黄家铺（蒲氏祖居昭村即在现黄家铺镇）六里，由黄家铺转北西至东谭、西谭、望娘沟（三村相连）五里，再往北至“三衣村”（北衣、西衣、南衣又统称便衣铺）十里，由此折西北至明水十里，计约四十里。

4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生”的人生价值观

⑴ 先看“引起”首段的一段文字：“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圣先师孔子，都不曾尝着那三乐的至趣。”注意这段话里的“文、武、周公”，即历史上的所谓天下大治的“西周”时代。

⑵ 《醒》书明确无误的出现“西周”两个字，是在二十六回中：

“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

很显然，这两句话里的唐虞（尧舜）、西周（文 、武、周公），分别指中国历史上两个圣贤临治，天下安治，和谐富足的时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致君舜尧上，再使风俗淳”，一直是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追求的政治理想，也是历代皇帝自我标榜的施政目标。既然这地方“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作者自称“西周生”的用意和动机，是与他理想中的“明山绣水”融于一体的。因此，不能以此来推测作者意在暗示他是兖州人、章丘人，更不能说他暗示的是自己所在地的地理方向，因为，要是暗示方位、方向，是必须有对照地作为坐标的，否则，哪是哪之东？哪是哪之西？如果指的是淄川之西的话，蒲松龄坐馆三十年的西铺属淄川的正西乡，正居蒲家庄之西，是他赖以生活、教书、读书、著述的第二故乡。

⑶《醒》中唯一一个名实俱在的人物是“李粹然”，恰恰是这个李粹然先后任过章丘、淄川知县，且在两县都有治绩清名，所以也是蒲松龄用以关联“明山绣水”的纽带人物。

⑷小说的第一百回最后结尾处，“西周生”正式亮相拉上了这部大书的帷幕：“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  

何为“无量功德”？种恶因种子于前，收恶报果子于后，用文学故事的典型形象宣解佛门的因果轮回；用诵万卷佛经的劝恶向善，结束再转世、再缠报的恶性循环，使世间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脱离宿命的补救办法和再世曙光，“明山绣水”的理想世界的实现就成为可期可待的了，从而达到了“醒世”的创作目的和效果，“西周生”也就可以“佛前并命”了。

行文至此，觉得有必要再赘述说几句关于李秉绶之父李宜民的话。

李宜民祖籍临川，其行走广西的时候是只带了一笔、一算（盘）、一柄雨伞的一介贫民，期间历尽艰难。起初，他一行五人合伙去云南贩盐途中中了瘴气，四人死亡，只有他自己侥幸活了过来。他凭着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成雍、乾时期“富比王侯，园林半城”的鼎食望族。但是，李宜民富不忘穷，致力于购置义田、捐建（修）义学、修建祠庙和桥梁道路，助孤、助寡、助学，助贫户家婚嫁、助穷家丧葬等义行善举。特别是乾隆十九年，广西梧州发生瘟疫，他解囊收敛郊野死难者，并逐个做好标记，已备以后家族认领。 更奇特的是，他在六十岁时忽生新牙，返老还童；七十九岁生李秉绶，享寿九十五岁。

《醒》成书于李氏生前，作者不可能知道李宜民，但是，百多年之后的李宜民儿子李秉绶却肯定对乃父的这些充满奇幻色彩的人生经历知之甚详。当他“读西周生《姻缘奇传》”之后，与书中所写的因缘果报的故事，神采飞扬的文笔产生了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便“始憬然悟，豁然解”。在这个基础上为之“弁语”，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合人性的吗？

因此，“西周生”就是作者呼应“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明山绣水”→抨击现实社会的贤愚错位、人妖颠倒、吏治腐败、政治黑暗而用的“假名”，这是他的人生魂灵，他就是蒲松龄。

5 藜杖青烟“燃藜子”

《醒》辑著者“西周生”，校注者“燃黎子（或作燃黎子）

⑴ 黎常与庶并用为黎庶，意为布衣百姓，失意知识分子或文人们，也常以黎衣、黎饭称谓自己所穿所食。陆游《读书》诗中：“藜羹麦饭冷不尝，要足平生五车读”，说的就是用灰灰菜做的汤、大麦做的干饭经常凉了还没有吃，是为了读五车书。在这种语境中，藜是一种很普通很常见的植物野菜，用其干做的手杖就是藜杖。

⑵ “燃黎子”出处。“燃黎子”应该来自《燃藜图》故事。据《拾遗记》：“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图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黎青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夫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志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这段话里的黄衣藜杖，吹杖燃烟的老者，即“太一精魄，燃黎子”。“开辟已前”，即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在混沌初开”的那一刻，盘古身体分崩离析，碎片化作三万六千个“太一精魄”，散落在茫茫宇宙中的各个角落。但是，这些太一精魄并没有就此湮灭，而是承载着盘古的能量，并与盘古的能量交相呼应。“金卯之子有博学者”的“金卯之子”即刘向。这段话的大意是，在汉成帝（刘骜，前32年——前8年，在位24年）年间，刘向在天禄阁校对书籍。一天深夜，太一精来,见刘向正在暗中独自诵书，就吹燃了藜杖（燃藜子）而对向说明他此番前来的原因和目的。根据燃黎子的说法，刘向也是“转世”之人，其前身早在“混沌初开的时候”就接受了“洪范五行”之教。

他这次来，就是为了察看刘向是不是有真才实学的。

⑶ 以书比书、以人观人，“燃黎子”就是“西周生”

确信这个问题，要从刘向的生平和成就，世界观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内容等方面，与《醒》进行综合衡量和对比。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任谏大夫、给事中、宗正卿、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他的撰著很多，与文学有关的主要著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

《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故事类编；《说苑》又名《新苑》，按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逸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聊》的先写故事，再加“异史氏曰”除了受《史记》的影响之外，与这两部书的传承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内容上看，《聊》中的那些冥域幻境的鬼狐故事，难道不同样是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刺虐刺贪”吗？

《列女传》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妇女史。《列仙传》是中国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关于神仙人物的传记，它把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的“神仙事迹”进行了搜索整理，开了后世神仙传记的先河。而在内容上，《聊》中的美狐俊鬼多女性，也有学者称颂《聊》是一部为美、善、智、贤的女性立传的书；在形式上，《聊》对“两列”的借鉴也是明显的。

刘向在世界观方面神学色彩十分浓厚，他曾论及虞舜及文王、武王、周公时的祥瑞，幽王、厉王以后春秋时期的灾异，而将之归结于“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

《洪范五行传论》中的《洪范》篇名出自《尚书》，是汉儒收集各地先秦著作的汇编，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洪即大，范即法或规范，记载的是周灭商二年，箕子向周武王提出的帝王治理天下的九种“天地之大法”，也叫“洪范九畴”，其中有“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作用，并认为政情可以使天象变化，所以，这个故事又叫“箕子明夷”。《汉书·刘向传》记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迤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概括起来说，《洪范》及刘向《洪范五行论》，主要宣扬的“谶纬”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一种预测天下吉凶的预言，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成为“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卢生所奏献的“图录书”是关于谶语的最早记载，曰“忘秦者胡也”。秦始皇理解为灭亡秦国的会是北方的胡人，但是，最后“应验”这一谶语而亡秦的却是秦二世胡亥。   

如果说“太一精”未必存在，也许是刘向父（刘歆）子自造的神仙的话，那么，“西周生”为什么不可以托名“燃藜子”为其校书呢？  

无论道家的炼丹羽化还是佛门的参禅坐化，都是再世轮回的异说，都可以用来教化社会，服务于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和社会观。所以，在《聊》中的人物画廊里，结队而来的是那些楚楚动人，善解人意，聪明智慧而又琳琅满目的鬼狐美女，他们在人间社会被欺凌歧视，在蒲松龄架构的童话世界里找到了光明和自由，而且可以毫不费力的快意恩仇，所以，这是“写鬼写妖”的“异史氏”笔法；在《醒》的典型形象及群像中，则完全回到了“刺贪刺虐”的现实世界。“白狐转世复仇”，只不过是由短篇组成的志异小说，转变为长篇巨制的恢弘画卷的构图主线罢了。况且，“白狐”修炼千年，功败垂成，其怨其恨，盖出一人——浮浪纨绔子弟“晁源晁大舍”。小珍哥败其家，薛素姐、童寄姐报其后，既是天理，更是人欲，主题仍然是“写人写妖，刺贪刺虐”。

蒲松龄苦心明智而坐作“志异”在前，殚精竭虑再撰“醒世”于后。一代文人巨匠的呕心沥血，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况且，在“洪范”故事里，武王伐纣，殷商覆灭，西周兴起，连孔子都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蒲松龄以“醒世”为己任，假名“西周生”以作《醒》，假名“燃黎子”以校之，岂不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6 本入佛门亦“学道” “松（龄）、东（岭）”音转即松龄

蒲松龄本是佛们信徒，不是道家弟子，所以“学道人”不是“道

人”。以“学-道人”为《醒》制“凡例”，他要学哪一个道人呢？

前文论到，丁耀亢作《续金瓶梅》（上下卷），署名“紫阳道人”。

而丁长蒲松龄41岁；《续金》作于 “顺治庚子年季夏”，（1660）

其时蒲松龄二十岁。如果能读一遍或者已经读过《续金》的人，都会

发现丁氏的《续金》与“西周生”的《醒》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

都是写“世道轮回，因果报应”不爽的故事。

丁、蒲之间，丁是前辈；在《续金》与《醒》之间，“金”前“醒”

后；所以，广览博闻的蒲松龄应该是读过《续金》这本书的。以此考

虑“东岭学道人”之来历也就有了出处，这个“被学”的道人就是“紫

阳道人“丁耀亢”，而这个“东岭学道人”的“东岭”就是“松龄”

的谐音，其人就是蒲松龄。

还有，在高（珩）蒲（松龄）之间，高长蒲二十八岁，为兄；高在当时所居的官阶地位、道德才学、乡里影响力，都为蒲松龄所敬仰；高不仅号“紫霞道人”，而且取字“念东”。所以，高是“东岭学道人”学的另一个“道人”。

7“点评”者为何称“葛受”

顺着这个思路，再来审视“葛受之笔”问题。“葛受之笔”的两种解读，一种是“葛受-之笔”，一种是“葛受之-笔”；也就是说，前者认为“葛受”是点评者之名，后者认为“葛受之”是点评者之名。

⑴ 葛受之-笔

济南市政府的黄敬宗先生主张后者并进行了考证：“德平葛氏家族成员葛元祉”字“受之”，因此断定《醒》的点评者为葛元祉。*

黄敬宗先生对德平（今德州）葛氏家族的考论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十分详实。但是,黄文的绝大篇幅，是发生在明末清初或者清朝初定时期，葛氏家族在兵革离乱中的兴衰沉浮，与《醒》有关的文字实在不多。

葛受之本人（1618——1684，享寿六十六岁），黄文大篇幅记述的同样是他屡遭劫难，颠沛流离的生活。朱履庆为葛元祉撰《墓志铭》记载其四十八岁回到德平老家后：“乃扃户却扫，罗图史以自娱，遇风日晴佳，辄偕诸乡先生为泉林雅会，至则纵酒谈碁，放言高论，大有香山竹林逸致”，也没有言及评点文学的活动。

德平葛家与淄川高家的交往是从高珩之父与葛元祉之父开始的，“根据高珩《陕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子仁葛公墓志铭》记载，高珩之父高举与葛元祉叔祖葛曦同为万历四年乡试举人，高珩与葛元祉堂兄葛元祯又同是新城王象乾的外孙”。*

这倒使我们联想到另一个问题，葛氏父兄、兄弟历经磨难的宦海

经历，尤其是其中经历的那些清廷初期平叛、平暴、平乱的过程，葛

元祉出贡拔贡的史实，也在《醒》中似曾相识。把这些信息素材传

播给“西周生”的渠道肯定是高珩，恰恰是“西周生”获取丰富《醒》创作源泉的渠道，而与“葛受之”是不是《醒》的点评者并没有多少内在的联系，不能作为“葛受之笔”就是“葛元祉笔”的证据。

    ⑵葛受-之笔

根据《醒》的思想内容及作者的创作思想，我认为点评者“葛受”，还是作者自己，而不是“葛受之”葛元祉。

*均见《蒲松龄研究》2018年第三期，131页。

①“葛”在古代汉语中是个多义双音词。读音为“ge”时，一为植物名、一为古国名、一为葛姓，葛姓则是以国（葛国）为姓；读音为“he”时，则是“褐”的通假字，有时通“曷”则是疑问代词通何。

② 葛姓氏族历史上不乏著名的人物，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是道家名人，如葛玄、葛洪、葛三、葛由、葛龚等。其中前三人分别为祖孙、父子，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但是，最重要的不在于此，中国上古史流传最广而且最富理想魅力的是比伏羲帝还要早的“葛天氏”：“其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是古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因而向往其“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其中的“傲葛天”指的就是《葛天氏之歌》：“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因而能“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这正是“西周生”的醒世之志、理想追求。

③ “受”在古代汉语中有“接受、付与”两意：“于斯万年，受天之祐。”此为接受；“若空弃华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此为付与。用现代汉语的语序将“葛受之笔”调整一下词序即“受葛之笔”，亦即“接受葛天氏笔意”或者“付与葛天氏笔意”。这个笔意（之笔）是什么呢？就是“‘其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自然淳朴之世’，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这个接受或付与葛天氏之笔进行点评的人，不是“西周生”自己又是谁呢？

④《诗经.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指的就是这种植物。“为絺为綌”，可以制作成葛布，细者为絺，粗者为綌。《周礼.地官.掌葛》：“掌葛掌以时征絺綌之才于山农”，就是说周代专门设“掌葛”这一官职，负责向山里的农人征集（葛）这种制作絺綌的材料。用葛布制作的衣饰称为葛衣、葛巾、葛袜等，与绫罗绸缎等丝织品相比，是贫穷阶层穿用的衣物，所以也常用作藜庶民众或贫穷寒士的代名词。

现在再回到“点评”本身。

⑴ 对《醒》全书的点评，分别在第5、6、8、15、20、24、64回书的书尾，共七处九段，不足四百字。其中以六十四回尾评最长，分三段，计二百一十余字。分列如下：

第五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评曰：“人情世故，宦态朝政，无不描出。精神手笔不止于画生变换，生动莫可名言。只觉汤海若《牡丹亭记》便同嚼蜡。”

第六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评曰:“一峰未过万峰迎。细想作者之心，不知作者之心若何玲珑剔透。”

第八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鹘突休妻>评曰：“分明百纳成衣，细觅天衣无缝。李小将军万丈生绡，笔笔无有重叠。”

第十五回 <刻薄人分林拨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评曰：“平空一块白地，生生造作出层峦叠嶂，曲水流觞。花木扶疏，禽鱼出没，随室之迷楼，秦家之咸阳，不是过也。”

第二十回<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评曰：“是徐大尹一篇循良小传。宰官为民父母，当做是观”

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评曰：“布景写生，王龟龄（会嵇）三赋，当败下风。”

第六十四回<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评曰：“和尚尼姑白手骗人财物，应犯鬼神之怒。而鬼神不怒反而呵护之者，亦自有说：狄希陈抵换真银，按闺法必无生理；得白姑子一片言语，不激不随，便能消失弥大罪过，不啻起白骨而肉之！百金之入，谓之买命钱亦可。姑子使人买命钱，鬼神如何致怒？如何不加呵护？”

又评：“白姑子如必要一百五十两，又恐素姐妇人水性，嫌多变卦，旋即自评自减，不至打脱主顾。真强盗，真强盗！使过素姐许多银子，不肯阿谀逢迎，妆出许多娇憨，以明挽回天意之难，使素姐改恶从善。真菩萨，真菩萨！”

“白姑子说神鹰一段，不啻地藏王说法，使素姐心胆吓碎。”

⑵点评要析

① 汤海若即汤显祖；《牡丹亭记》又名《牡丹亭还魂记》，写官家千金杜丽娘，因迷恋梦中书生柳梦梅伤情而死，化为鬼魂寻找现实中的爱人，人鬼相恋，最后起死回生终于与柳永结同心的故事，被誉为中国古典四大喜剧。

但是，《醒》第五回写的却是晁知县及一班狼虎吏上下勾连，左右其手索贿、受贿、行贿的事情，与这段点评似是南园而北辙，而且文意，似有贬汤扬己之不逊。但细思之却不尽如此。第一，这同样是写鬼写妖的笔法：“人情世故，宦态朝政，无不描出。”上至庙堂，下至府县，正如本回开卷所言：“儒门莫信便书香，白昼骄人仗孔方。”官场衙门内，谁管你读没读圣贤之书，不管白天黑夜只要有钱就可横行！岂非一片鬼魅魍魉的世界？第二，《聊》中多是有怨抱屈的鬼魂狐妖，多是为报恩行善而来，与千金小姐杜丽娘的单纯的伤情思恋、致死成鬼不可同日而语，虽也凄凄婉婉，却乏有“醒世”的力量。所以比起来，就“只觉汤海若《牡丹亭记》便同嚼蜡”了。

②第二十回开笔就点明这“是徐大尹一篇循良小传。宰官为民父母，当做是观。”

这与“凡例”之前五条主要解明写作动机、方法的内容，不正是遥相呼应的吗？目的不就是为了“昭戒而隐恶，存事而晦人”吗？

③第六回之“一峰未过万峰迎。细想作者之心，不知作者之心若何玲珑剔透”；第八回之“分明百纳成衣，细觅天衣无缝。李小将军万丈生绡，笔笔无有重叠”；第十五回之“平空一块白地，生生造作出层峦叠嶂，曲水流觞。花木扶疏，禽鱼出没，随室之迷楼，秦家之咸阳，不是过也”；第二十四回之“布景写生，王龟龄（会嵇）三赋，当败下风。”

这四条点评的是小说的艺术特色或成就（我们当然不排除作者的自诩之意和心情）。文中李小将军即小李将军，指唐代山水画家、右武卫大将军李思训（大李将军）的儿子李昭道；古人多用生绡作画，所以万丈生绡指代的是巨幅的绘画作品；王龟龄则是宋代著名辞赋作家。以唐代画家的画、宋代诗人的赋作比，称誉这几回书的艺术成就，具有现代文学批评的明显特点。将这几条与“凡例”所谓“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连，天衣无缝，不能尽其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这不无径庭”互读对照，其互相关照、印证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④第六十四回的评语既是最长的，也是最后一评。主要评说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这回书写白姑子与薛素姐，以恶制恶，以毒对毒的两个恶人之间的较量，是对“和尚尼姑白手骗人财物”的生动描写。此后三十六回书中，充满这种流氓无赖之间的谎言诳语，地痞胥吏之间的伪善诈欺等冲突矛盾描写。作者为了达到不让“田夫闺媛”读书之时“懵矣面墙”，而将这几条简而又简的，“受葛（天）之笔”，附于“凡例”之后，就为了使世上人“豁然醒悟”、“从此醒悟”、“开卷便醒”！真真是苦心孤诣。

明乎此，辑著者、凡例者、校注者，一身而三名也；“西周生”即“燃黎子”，即“东岭学道人”，即蒲松龄。“出现这一系列名字，恍恍惚惚，故弄狡狯”，“所有这些，使我们联想起《红楼梦》开首所列举的种种异名和若干撰写人的情况。看来这只是作者的一种有意的隐遁方法。”徐北文先生的这一见解，可以说是不刊之论* 。

    四  让《醒》自己说话

所谓让《醒》说话，就是让小说本身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

语言文风说话，这对于一个艺术成就辉煌，创作成熟的作家来说，就

如同人的指纹一样具有辨识特征的唯一性。

（一） 故事情节

1 胡适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早已指出的《醒》与《聊》中《江城》一篇在故事情节上的高度相似之处（不赘）。

2北京的“红学”爱好者张许文的研究指出：

《聊》中：《庚娘》故事与《醒》23回中“祝其嵩拾金还金再得金”的情节高度相似；

《霍生》情节与《醒》第62回中情节相似度非常高；

《饿鬼》的情节与《醒》第6回的情节基本相同。

3 淄博市桓台县民间蒲学爱好者陈汝洁先生研究指出：

《醒》中有32回的内容与《聊》有关，更与《聊斋俚曲》、《聊斋文集》中的内容有关联。

    4 蒲氏族孙蒲圣业先生研究指出：

《聊》中的《孙生》、《张诚》、《吕无病》、《禄数》、《刘姓》、《五通》、《大男》、《邵女》、《俚曲禳妒咒》等三十多个故事分别出现在《醒》的第11、17、21、25、27、28、29、30、34、35、41、42、44、54、57、62、86、90、93、98二十个回目中。

5《醒》“西周生”自识作品为“辑著”，循此可以发现许多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例子，而这些小故事都是可以独立成篇的“白话聊斋志异”；可以进一步理解《醒》是这些小故事“辑”而成的。择三例如下：

⑴ 第二十五回，单于民、单豹父子贪比秀才

单于民做了“南阳府学训导”后，“那时新进了些秀才，往时该送一两的，如今三四两也打发不下来，他要了堂上的常规，又要自己斋里的旧例，家人又要小包，儿子又要梯己，憋得些新秀才叫苦连天，典田卖地”。结果，其中一个孤儿程法汤不仅被逼得连丈母娘和媳妇的首饰、衣服都变卖了还不得过关，最后被活活拷打致死。本来单于民的儿子单豹是个生性聪明，温文尔雅的孩子，后来却变得秉性乖戾，口眼歪斜，奢赌好嫖，不但把单于民婪攫的家产钱财挥霍一空，而且对“老狗”（单豹称单于民）既不用棺材装殓，又不发送埋葬，以至于使“老狗”臭满一成，他自己还生出一身“天报疮”来。如此天报当世，可谓惨烈！

⑵ 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回书中，夹带叙述了麻从吾、严列星夫妇这两对“哄赖骗诈四件本事”件件精通，穷困潦倒又劣迹斑斑丧心病狂的恶夫妇的故事。

① 麻从吾“打听得明水东南上十五里路沈黄庄，有一个丁利国”，“是个周济人的好人”，于是假做要上吊可怜，丁就收容接纳他们到家里居住，并分他家产，助他读书。“一住十年”，“十一年后”，“麻从吾出了贡......选了淮安府管粮通判”，因为麻拜了丁利国两口子为父母，所以丁家两口子变卖了家产到麻从吾任所投靠，结果被其羞辱而回，无家可归，病死客店。丁利国两口子死后化作厉鬼，直入麻氏夫妇肠胃之中，借麻氏夫妇之口鸣冤叫屈，历数麻氏罪恶。麻从吾终被“漕抚参劾回籍”。水路归途中在一处码头停靠时，又遇到丁利国夫妇鬼魂从岸上飞至船上索命，于是，这两个忘恩负义的狗男女“自採头发”，“自抠眼珠”，“七窍流血不止”而死。

② 小说对另一恶棍严列星则先叙恶报在前：“他初次生了个儿子，七八日阿不下屎来”，“只得看他死罢了”；“第二年又生了个儿子，到了七八日又是如此。”作者就此评论道：“这等显应，他作恶依旧作恶，不知叫是什么省改”？后来因他不缴粮赋，里长、差人要拿他到衙讯问，途中却碰上他弟弟严列宿娶亲归来，这两个混差合计后认为：“不如拿了他的兄弟去”顶差，于是他弟弟被拿到衙门，不得回家完婚。严列星却在当夜冒充严列宿，宿奸了他的新婚弟媳。致使弟媳第二天明白后吊亡。更可恶的是，这恶魔并不就此收手，又与其老婆“赛东窗”共谋掘开新坟，盗取弟媳所穿的衣服，所带的首饰，结果在掘坟暴尸、剥衣盗宝的时候，被关圣庙里的“关圣”“拿了周仓手内的泥刀”，把“赛东窗腰斩在路上”，“把严列星在坟上也剁为两段”，又让死了的新人还魂回家，对严列宿说出了事实真相。

在这三个故事里，写人处实则写鬼蜮，写鬼处宛然写人形，是典型的“志异笔法”。

（二）《聊斋诗集》（以后简称《聊诗》）与《醒》的比对

蒲松龄艺术创作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并不仅仅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而是贯穿在他的诗、词、曲、文和长篇巨著《醒》的全部创作中，比对这些文本，可以把握他一贯的、独特的、鲜明的创作基因密码。现捡拾几例简析如下：

1“聊诗”不仅题材广泛，而且多以编年为序编排，其中的现实题材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与《醒》中的许多记述相互比照，可以发现“诗与醒”中的史事如影随形，文笔则如出一人之手。

⑴ 作于庚申（1680）的《忧荒》：

天心厌众孽，连岁降奇荒。嗷嗷携儿女，死徙离故乡。书生坐株守，百钱易斗糠。今岁春雨足，二麦幸登场。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藿藜士，腹中无异粮。仅仅两月余，剩麦不满囊。枵腹待秋成，晚禾庶可望。（未尽，余十句）

这首诗反映的就是淄川连年荒旱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这种悲惨情景在《醒》中是怎样形成的呢？先看第二十六回题目：“作恶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与诗的第一句“天心厌众恶，连岁降奇荒”对照，正是蒲松龄天道自然与社会人事相辅相成的佛家思想的反映，众生奢靡必遭天时报应，降灾降祸，予以惩罚；而在文字上，竟如出一人之手。这一回正文中的这类句子，比比可见，如“风气淳漓不自由，中天浑噩至春秋”，包括了秀才举人、官员皂差、僧侣道姑在内的各色人众，不忠不孝，背信弃义，欺良凌弱，奢靡浪费，暴殄天物，招娼纳妓等种种不堪。所以第二十七回“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的情节，演绎天怒人怨，天庭薄惩，但众生仍浑浑噩噩，不思悔改，不知大祸将至，终致第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爆发了“洪波浩渺，滔滔若塞外九河，矗浪奔腾滚滚似巴中三峡”的灭顶之灾。需要注意的是，从二十六至二十九这四回书里，一方面是人事与天意交叉转换、善恶交叉转换，以便为天命不伤善人的“果报”观留有余地；一方面又连带交代了期间发生的若干荒蝗、旱寒、涝暴等天灾。

⑵ 康熙四十三年（1704）共有诗作四十六首，其中关于灾荒和天气的就有二十二首，就是淄川1702前后连续三年的那场“奇荒”景象。抄《六月初八夜雨》（共四首）与第二十七回二段文字比照如下：

①《六月初八夜雨》（四首）：

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

床头清气清余睡，坐听高檐滴到明。

  六月无苗热似焚，老农无望复耕耘。

久望夜雨声何似？淅沥如从隔世闻。

  松风谡谡雨泷泷，肌骨乍清暑风降。

枕上蕉声听不厌，更移短榻近南窗。

  二十余日夏将尽，已噪晚蝉豆始耰。

非望逢年仍大有，少芟刍草饲耕牛。

   ②《二十五夜雪》（五首）：

  曩年祈雨不祁雪，今年望雪如望雨。

六月苦旱直径秋，麦田晚耕无湿土。

三冬阳亢如秋夏，麦苗半出方钗股。

伏者初萌已憔悴，半生半死犹卷娄。

  岁初人情益骚动，篡取耕牛夜半煮。

鸢鸣野殣道相望，乌合矛弧夜成旅。

  昨夕捉去两三头，背得着床暂安堵。

枕上忽闻雪乱飞，眼中已见麦掀舞。

  流人负耒屑蓬榆，荡子解戈就农圃。

老夫深望终余年，不见山城复用武。

③ 第二十七回节节录：

“……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神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什么轻飚清籁，不是推山，就是拔木。七八月还下了霜，十一二月还要打雷震电。”

“那丙辰夏里，薄薄的也还收了一季麦子，此后便就一点雨也不下，直早到六月二十日以后方才下了雨，哄得人都种上了晚天田。那年七月十六日立秋，若依了节气，这晚田也是可以指望得的。谁知到了八月初十日边，连下了几日秋雨，刮起西北风来，冻得人索索的颤，陨了厚厚的一阵严霜将那地里的晚苗冻得稀烂，小米小麦渐渐涨到二两一石。”

④ 第二十九回节录：

“……却说那年节气极早，六月二十头就立了秋，也就渐次风凉了。到了七月初旬，反又热将起来，热得比那中伏天气更是难过。七月初九这一日，晴得万里无云一轮烈日如火镜一般，中牌时候，只见西北上一片乌云接了日头下去，渐渐的乌云涌将起来，顷刻间风雨骤来”

⑤ 第三十一回节录：

“众生丛业，天心仁爱无穷；帝德戒惩有警。惕以眚灾而不悟，示之变异以非常。奈黔黎必怙冥顽，致碧落顿成降鉴”，因而，暴雨天灾来临的时候，“正是满坡谷黍，到处秋田，忽然被那一场雨水淹没得寸草不遗”，“连屋也冲得去了，还有什么剩下的粮食？人且淹得死了，还讲什么房屋？水消了下去，地里上了淤泥，耩得麦子，这年成却不还是好的？谁知从这一场水后，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壬子，整整一年。癸丑、甲寅、丙辰、丁巳，连年荒去。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极得那穷百姓叫苦连天；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到了三两一石；三两不已，到了四两；不多几日就长五两；后更长至六两七两。黄黑豆、蜀黍都在六两之上。麦子、绿豆都在七八两之间。起先还有处去买，渐至有了银没有卖的。糠都卖到了二钱一斗……”“偏偏得这年冬里冷得异样泛常。不要数那乡村野外，止说那城里边，每清早四城门出去的死人，每门上极少也不下七八十个……”这种大饥荒后来就造成了人吃人的凄惨状况，先是活人吃死人，后来“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明目张胆的把那活人杀吃”。

诗书对比要注意：小说往往对历史事件进行“嫁接”叙述和描绘，叙事诗则具有超乎小说的高度概括性；因为蒲诗绝大多编年为序的特点，因而诗中反映的具体事件都是可查的。那么，其诗与其小说能够互相自证身份的时候，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另外，读者还可以从小说：“众生丛业，天心仁爱无穷；帝德戒惩有警。惕以眚灾而不悟，示之变异以非常。奈黔黎必怙冥顽，致碧落顿成降鉴”这类语言中，感受到明显的“洪范谶语”色彩。

2 蒲松龄一生困于场屋，他的诗作的现实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揭露科场黑暗。

⑴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1702）作《试后示篪笏筠》诗如下：

昔日童子科，发短齐颊辅；今日童子科，身横如墙堵。昔日学中士，获荣在稽古；今日泮中芹，论价如市贾。额虽十五人，其实仅四五。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数；矧在两可间，如何希进取？悠悠岁月迈，稚齿为衰姥；不受三年劳，遂得百年苦。昔贤遇壮岁，当与童子伍。一备弟子员，云霄已腾举。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

这是他的四儿蒲筠赴试之后，对篪（次子，未进学）、笏（三子，廪生）、筠（四子，庠生）三人的训诫之词。虽是训子之作，但对科场种种黑幕针砭见血。

⑵ 第三十七回中，塾师程乐宇和他的弟子相于廷、薛氏兄弟、狄希陈的教书、学习、赴考的记述和描写，其中：

“薛如卞与相于廷说道‘我们同学读书，我们都出去考，只留他在家，委实体面也不好看，脱不了府县虽然编号，是任人坐的，我们两个每人管他一篇，也到不得贴出来提先生的田地。我们再与先生商议看是如何。’禀知了程乐宇。程乐宇道：‘这却甚好，只是你两个这一番出考，我们都要指望你进学，你却不可为了别人耽误了自己的正事。’薛如卞道：‘这等长天，难道三篇怕也做不完的？每人替他做一篇，不为难事。’程乐宇准了他，投卷听候县里考试。”

这一段话说是塾师与他的学生商议，怎样让薛家兄弟为狄希陈考场作弊的事情。可是，由于薛家入籍不久，“童生中要攻他冒籍，势其汹汹”（冒籍即冒充客居地的户籍参加考试），于是，塾师程天宇便让其内兄连春元的儿子连城璧（县学廪生）为之作保。结果，这四个人都中了秀才。在这四人中，相于廷与薛如卞、薛如兼是姑表兄弟，三个做狄希陈的枪手；廪生连城璧是程天宇的外甥，负责具保薛氏兄弟无冒籍之忧。这些虽不是大奸大恶，但是若非久经考场之人，也不会如此熟悉考场中的这些作弊路数。

至于书中其他科场考屋中，有秀才之名却无秀才治学，胸无点

墨，辱没斯文，却混迹于塾业，误人子弟却苛榨学子束修的汪伪露

等等，更不乏入木三分的刻画（请读者自详其书，恕不累举）。

3《醒》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大量的篇幅揭露吏治的腐败黑暗，这与《聊诗》有更多的重合，相映。

仅抄一首《廷尉门》与《醒》第十、第十一回中，围绕晁源妻子计氏被娼妓出身的小妾凌辱，上吊而死，计家告诉到官，县官与衙役伍小川（伍圣道）、邵强仁（邵次湖）原告、被告通吃，比拷勒索，狡诈残暴的描写相比对：

⑴《廷尉门》夕阳斜，鼓乱挝：廷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宫廷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

这首童谣三言诗，揭露了地方官贪赃枉法，刑虐小民，维护豪强缙绅利益的罪恶行径。

⑵ 第十回节录（开堂）：“次早拘齐了一干人犯，投了文，随出了牌，第一起就是犯人晁源等一干人等，打了二梆，俱到了县前伺候。”但是被告晁源事先已经使了钱，临堂“又拿出二十吊钱，托那伍小川两个在衙门一切上下使用”，“里里外外把钱使得透了，那些衙门里的人把他倒也不像个犯人，恰像是个乡老先生去拜县官的一般，让到寅宾馆里，一把高背椅子坐了，一个小厮打了扇，许多家人前呼后拥护卫了，”而两个原差则把那些被告的妇女，“都让到寅宾馆请益堂后面一座亭子上坐了，不歇的中房来送西瓜，刑房来送果子，看寅宾馆的老人来送、递茶，真是应接不暇”。就这样“伺候了多时，县尹方才上堂，门子击了云板，库夫出了升堂鼓，开了仪门，”开始申案……结果怎么样呢？“武城县为贱妾逼死正妻事”云：“计开：晁源罚修文庙银一百两。”两个姑子海会、郭姑子各“罚谷二十石，折银十两。”晁家一伙丫头妈子小梅红等八人被“各罚银五两，共三十五两赈济。”元凶“珍哥罚银三十两备赈。”而原告计都、计巴拉父子各被罚“大纸四刀，每刀折价六两，以上纸八刀共银四十八两。”连证人高氏也“罚谷十石，折银五两，晁源名下追。又晁源名下退原地八十亩，还计都受领。计氏着晁源以礼殡葬。七月初九日差伍圣道、邵强仁。限本月十一日缴。”

这难道不是蒲版的“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吗？即使如此，被告晁源还不肯罢休，他与两个原差合谋，一定要把原告赶尽杀绝，置于死地。

⑶ 第十一回：“那伍小川两个受了晁大舍嘱托，那凌辱作贱，一千个也形容不尽那衙役恶处。”但是伍小川在勒逼计巴拉时，“怒狠狠的从袜筒内拿出一个小书夹来”，抽出一张别人都缴了罚银的“销讫”给计巴拉看，在计巴拉眼前晃了晃又往袜筒内放的时候却掉在地上，计巴拉看见后不动声色，等他走后拾了拿到房内一看：“内里牌票不下一百多张，也有拿人的，也有发落的。又有一张拜帖纸，上面写道‘晁源一起拘齐，见在听审。’旁边朱批写道‘再换叶子赤金六十两装修圣象，即日送进领批’。”计巴拉这才明白这是个赃单，吓得连忙把它藏得严严实实。不久，伍小川、邵强仁两个马快带了老婆、女儿返回来，逼着计巴拉交出书夹不成，便一边翻箱倒柜，一边让那伙婆娘“在计巴拉婆子裤裆内、胸前、腿内夹的一块布内、没有一处不摸到”。可见这些衙门打手的无法无天！

至于衙门中为催逼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而被严刑拷比而折筋断骨，血肉模糊，死于非命的情节段落，就不必一一例举了。

（三） 《聊词》与《醒》的比对

“聊词”现存一百一十七阕，是“聊诗”的十分之一；二是《聊词》中长调作品的数量占三分之二还多，远远多于短调或小调作品。巧的是，在《醒》中，属长调的词作也很明显。

1杂陈于《醒》第一至第二十回（占全书五分之一，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说服力）中，包括诗、词、曲、赋在内的有韵篇章，约略统计如下（均取第一句为题）：

第一回：五言诗一首“公子豪华性”80字、赋一首“马如龙跃”1120余字；

第二回：曲一首“绿栏雕砌”，120余字；

第三回： 七言古风一首“父母惟其疾所恶”，56字、词一首

《汨罗江》暗带《巴山虎》，120余字；

第四回：七言律一首“一字无识却戴巾”，56字、七言绝句一

首“房术从来不可闻”，28字；

第五回：七言律排律一首“儒门莫信便书香”，16句，112字；

第六回：词一阕《临江仙》“有钱莫弃糟糠妇”，60字、五言古风一首“痴人爱野鸡”，40字、七言绝句一首“野鸡毛好如鲜花”，28字、词一阕《卜算子》，“平生未读书”，44字；

第七回：词一阕《行香子》“抛子多年”，64字；

第八回：五言乐府诗一首“十四为君妇”，180字；

第九回：曲一首“丧家亡国两样人”，62字；

第十回：四言古风一首“官有三长”，144字；

第十一回：曲一首“莫说人间无鬼神”，124字；

第十二回：三言诗一首“太平时”，126字；

第十三回：曲一首，“要成家”，60字、曲一首“居中大小五间厅”，11字、七言绝句一首“财散人离可奈何”，28字；

第十四回：词一阕《卜算子》“愚人有横财”，44字；

第十五回：词一阕《增字浪淘沙》“世态黑沉沉”，58字；

第十六回：词一阕《风流子》“乾坤有善气”，108字；

第十七回：词一阕《木兰花》“盗窃偷人没饭吃”，56字；

第十八回：七言律一首“天下咸憎薄幸才”，56字、曲一首“一个颈摇骨颤”，257字；

第十九回：词一阕《蝶恋花》“陌上使君原有妇”，60字、曲一首“毛青布敞袖长衫”，76字；

第二十回：词一阕《满江红》“轻生烦难”，91字、曲一首“有的似东瓜白醭脸”，118字、曲一首“虽少妖娆国色”，42字。

词又称“诗余”；曲是出现于南宋和金代，盛行于元代，受民间歌曲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韵文形式；赋则是由楚辞衍化而来的。词、曲、赋的共性更明显。

稍作分析的结果是：共有诗词曲赋32首，其中诗12首，词12阕，曲7首，赋一首。在这12首诗中，七言诗（七律、绝句、排律、乐府）占了七首，其中格律诗就有6首，这一点完全符合《聊诗》反映的情况；十二阕词中，90字以上的长调2首，59字以上的中调4首，共6阕，占一半，其余为小调或小令，但是如果加上7首曲中的4首长调（皆超过一百字以上），一首千余字的赋，中长调作品占了数量上的绝对优势。

再如，仅第二十四回书中，就有“单道明水景象”、单道明水春天景象”、“单道明水夏天景象”、“单道明水秋天景象”、“单道明水冬天景象”共五首《满江红》（长调，九十四字，上下阕）。

这些都与《聊词》反应的蒲松龄填词擅长调风格相符。赵蔚之先生对《聊诗》艺术风格的基本评价：古体诗“善于状物，长于叙事”，近体诗（格律诗）“工于对仗，精于用典”；写词则“喜欢用长调：长调调数超过所写词的二分之一，长调阕数超过所写词的三分之二”；“聊斋诗词，还具有赋的特点，铺张扬厉，汪洋恣肆。”

2 从思想内容上看，《聊词》略逊于《聊诗》，但是，《聊词》愤慨身世蹉跌的思想情感却更强烈一些。抄一首《大江东去》如下：

龙泉知我，频摸索十指，拳拳交捩。共道秀才康乐了，红榜姓名高揭。关左伟男，江东豪曲，铁板歌三迭。私信窃幸，今番不伍时杰。

尽敎造化颠倒，风流不减，郢中白雪。掩口胡卢，看连城双璧，燕石何别？读史不平，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

   这首词，作者抒发的是对乡试不中的愤慨。上阕的大意是，中试

者并非真才实学，自己不屑与之为伍，下阕感叹试卷优劣颠倒，自己

不愿把美玉与燕石混杂。“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则发泄了对“瞎

眼衡文”不识良莠的试官的切齿之恨！

3 第六回“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中，讽刺晁大舍使了三百两银子后被援例入监的《卜算子》（小调，上下阕）抄如下：

平生未读书，那识之乎字。蓝袍冉冉入宫墙，自觉真惶愧！

    刚入大成宫，孔孟都回避。争前同道是何人，因甚轻来至？

    这样的讽刺，岂不也是借讽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四）熔“诗词曲赋骈”于一炉的章回

    许多古典章回体小说的行文中或叙事、或言景、或描人形物，常

常间以诗词。这一点不仅同样表现在《醒》中，而且更突出集中的表

现在相关章回中，其中第二十四回格外典型。

    这回书的开头“官清吏洁，神仙。魂清梦稳，安眠......”（一

下共十句六十字）就是典型的“骈四俪六”文；接后的数段白文，用

的基本上也是铺比对仗笔法，灵活流畅，气韵生动；夹杂期间承转概

括的，分别是题赞明水景象和春夏秋冬四季风物、农事、民情的五首

词《满江红》；其下，又用一联引一诗的行文法，描物抒情达到极致，

仅抄其一如下（满江红冬天景象之后）：

    “......且只取他两句道：

    “百丈霞明文五色，双岩树合翠十层。（联）

* 上引聊诗、聊词，均参见赵蔚之《聊斋诗集笺注》中国出版社2006年、《聊

斋词集笺注》黄河出版社1999年）。

“到了晚间，山寺钟鸣之后，柴门尽掩，鸡犬无声，砧杵相闻，伊吾徹耳。偶在高头下望：

“四合爨烟浓似雨，周遭灯火密于星”......(以下六段均是同一种结构形式和笔法，恕不抄赘。）

这虽然不排除作者有卖弄文华词采之意，但感受到他才思似长江大河之浪滔后推前冲，文笔如神斧鬼刀之变幻莫测高深。蒲松龄崇敬屈原、喜欢《离骚》，《聊斋自志》开宗明义：“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不仅他的志异小说深得屈骚神髓，其诗词更骚风焕然，《醒》中时然流露的韵致风采，恰恰是赋风骚韵的沛然外溢。

西周生何人？蒲留仙也！

（五）文字风格问题

反对“西周生”即蒲松龄的人，还有一个理由是，《醒》和《聊》文风完全不同。果真如此吗？

《聊》是文言文短篇小说集，《醒》是古典白话文长篇小说，是不能简单地进行文字风格方面的比较的。作为中国古代汉语书面文字必须使用的文言文，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和实践中，在词性和词法、语法和句法、结构和逻辑等方面，形成了一套不同于生活俗语的特殊规定和要求，必须简明、准确、扼要。因此要比较二者之间的文风是否一致，就要将文言的《聊》翻译成白话的，然后再与《醒》的语言进行比较，可能会得出另一种答案。

试举两例《聊》故事的段落原文和译文、《醒》的相关原文段落，以资对照：

1 人物出场例：《崂山道士》节录

原文：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

负笈往游。

译文：县城里有个姓王的书生，排行第七，是个老旧家的后代。她从小就心心念念想参仙学道，听说劳山上仙人多，就带了行李去寻访。

《醒》第一回，晁大舍第一次亮相：当初山东省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

2 人物相貌白描例：《青凤》节录

原文：少时，媪偕女郎出。审视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

译文：不多一会儿，那老婆婆陪伴着姑娘出来了。耿去病细看那姑娘，苗条的身段显得娇滴滴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机灵，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她这样秀丽动人的了。

《醒》第一回，白狐亮相（珍哥前世）：谁知这雍山洞内住着一个年久的牝狐……随变了一个绝美的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

为节省篇幅，还是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进行有针对性、可比性

选择和翻译对比吧。

（六）《醒》的方言特色指认“西周生”是淄川人

包括胡适、黄晓秋、金性尧、袁世硕、邹宗良在内的现代和当现代专家、学者，都把《醒》中的方言研究，作为揭开“西周生”真面目的重要着力点。现在比较可喜的是，以上各家虽然有分歧，但也有共识，就是基本上都确定《醒》中的方言为山东方言、鲁中方言、鲁东方言。把这一点看作是迄今为止《醒》作者研究的重要成就，并不为过。因为，按图索骥，我们就可以在山东→鲁东→鲁中，这个路线和方向内寻找“西周生了”。

先要注意到方言不能大而广之，要聚焦的准一点，找寻的范围就必须小一些。即如，山东某地的方言，可以被称作山东方言，但是，山东方言却并不等同于山东某地方言。

淄博，是个极现代的地理行政概念，大约从淄博专区建立的时候开始，而且最初的行政、文化、工业、经济集中于淄川、博山两个区；就淄川和博山相比，淄川立县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秦，而博山则迟至雍正年间才立县。其他如周村、张店是在长山县撤县以后，才建立“张周市”，但是时间很短，只存续到淄博建市。所以在蒲松龄那个年代淄博还没有博山县，更没有张店区、周村区。其时博山县东、西、北方向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域属于淄川县，周村区之东南如孟家堰、八里沟、张楼、北岭等乡镇亦属淄川；张店区之沿现在淄博市公交西站一线向南，向东或东北包括了傅家、中埠、沣水、南定全部都属于淄川区；临淄区的边河、大武、金陵、王寨、南丘，周村区的王村、明水、彭阳直至上世纪一九六九年底还属于淄川区。

但是即使在淄川域内，方言也不尽相同。直到现在，在大力普及普通话，方言逐渐弱化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语言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区别。在淄博，凭着语言可以很轻易的分辨某人是博山人、沂源人、临淄人、桓台人等等。

还有，一般意义上的方言，都具备流动性和稳定性两个特征。所谓流动性，根本取决于使用语言的人的流动性，人在因求学、工作、生活等原因从此地到彼地的流动过程中，不仅把一方的语言带到了另一方，而且也吸收了另一方的语言营养，使语言更加丰富。

所谓稳固性，则取决于语言的特殊性本质，它是人的生理器官（语言器官）运动发声的结果，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会随着生理器官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一旦人的生理器官固化而不再发育，作为方言包括声韵母、清元音、浊滞音等在内的发声习惯也就固定了，再改变是很难的。袁世硕先生援引徐复岭先生的“考论”认为，《醒》中的方言存在着：zhi、chi、shi与z、c、s不分的情况。这无疑是正确的见解，但也恰恰佐证《醒》为蒲松龄所作，现在的淄博人多数还将“zibo读作zhibo”、“linzi读作linzhi”、“zihe读作zhihe”就是明证。还需要补充的是，淄博方言在相对独立的方言区内，还存在着en、ei、eng,甚至ai、ei等韵母混淆的情况,也有声母c、q想混、韵母u、v想混的情况。例如淄博的翟姓，现在仍被包括其姓之人在内的人也读成“zhei”；格律诗讲究的“平仄”，也被包括一些年纪较大的语文教师在内的淄博人读作“平zhei”。 所以，方言又被称为“乡音”，即使“鬓毛已衰”，也仍“乡音未改”。

但是，如“转转”、“钻钻”等也不是兖州、章丘特有的方言，而是全国各地都比较普遍，如“玩玩”、“站站”、“耍耍”、“坐坐”，甚至“吃吃”、“喝喝”、“打打”、“试试”、“想想”等单音动词（包含能愿动词）复合成双音动词的，可以说数量特大，各地都有，且意义不尽相同，而且在语言词性上，前词主要表意动作和词性，后词不只是音义重复，而且具有语气助词或结构助词的（不确定性、非限制性）性质，有比较随意的弱语性。例如两个胶南一带的人遇到一起，常说“到家站站”，也就如淄川人说的“来家玩玩”或“家去坐坐”一个意思，其时表达的多是客套，未必就一定要到家里站站、玩玩、坐坐。  

下文，对那些在地缘交叉或重叠区内可能共有的方言，对此前各相关研究成果中已经举例的方言，不再重复，重点举例和分析一下，在《醒》中出现频率较高，只有淄博（淄川、博山）的作者才会娴熟使用的方言（为了查阅方便，以下例句的页码皆为“上古本”）。

1第一回第7页：说晁大舍老子坐了华亭知县后乍富还乡，就对一帮旧时乡友摆阔拿架子，连发妻计氏也看着不顺眼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要是死了需要发送花费，“这只当是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

第二回第18页：“及至十五日侵早，计氏方才起来”；第二十五页，晁住对珍哥学说杨太医的话：“差不多就罢，休要淘碌坏了他”。

“即时促灭了”，“促灭”是死的意思，“即时促灭”即马上就死，在具体语境中，促灭还有打死或消灭的意思，如闹矛盾的双方会发恨说：信不信我促灭了你；淄川则多把促灭读成“qumie(曲灭）”，也是声母q、c想混的例子。

⑵“毛尾”淄川方言读“maoyi”,广泛用于人的头发、各种牲畜动物的毛，例如，形容毛多的“毛尾哄哄”，说某物件上“咋粘上这么多毛尾？”

⑶ “侵早”，淄川方言中指早晨，也常称“侵侵”，例如“昨天侵侵”、“明天侵侵”、“今侵侵”等。“侵早”就是早晨，在这里早成为置前衍词。

⑷ “淘碌”，将一物放在水中再捞出沥干叫淘，也叫淘碌，有重复不间断的意思。在书中是杨太医提醒珍哥和晁大舍的性生活不要太荒淫无度，免得“淘碌坏了他”。

2 第二十二回“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匾旌贤”中，晁夫人与晁思才等的对话，活脱脱一段淄川人之间的话语：

……“晁夫人道，‘我待把族里那八个人…咱过着这们的日子……’，‘那咱我又才上来…以后这们些年通不上门了……’，‘我想咱揽的物业也忒多了……’”

晁思才与晁无宴为贪财当着晁夫人的面起争执：“……你待不依！你不依怎么的我？……我如今待卖你的老婆哩……”而且还动手“晁思才就挝挠，晁无宴就招架……”

注意晁夫人话中的“我待”、“这们”、“那咱”、“忒多了”，晁思才话中的“你待、待”，“挝挠”。

⑴ “待”，在这几个语境中是能愿动词，即想和要的意思，“我待把那族里的八个人”如何，就是“我想把那族里的八个人”如何，在今天当地口语中仍然使用频繁，例如用于反问句：你待干啥？他待想咋？还待咋着？

⑵“这们”是时指代词，指的就是现在，“们”在这里则成了语气虚词。

⑶“那咱”，在《醒》中很多也写作“那昝”，是表示过去的时指代词，即那时候或者当初的意思。

⑷“忒”，程度副词，即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词仅在淄川有多种语音不同。淄川城以北，孝妇河以西的村庄，城南和河东的村庄地域差异明显，前者多读tuo(二声），后者则“e、ei”韵母混淆，至今方言中“tui别”、“tui好”、“tui穷”等短语结构仍然十分普遍；博山则读“tei”的较普遍。

⑸ “挝挠”，即抓挠，一般用于意见不合的双方动了手，但并不是大动干戈，而是互相撕扯，乱抓乱挠的情景。在具体语境中还有“挝挝挠挠”或“挝挠挝挠”等变式。

3 第二十三回、349页：恶书办辱骂祝其嵩：

“那个书办放了卖酒的，照着那祝其嵩的脸糨稠的一口唾沫哕将过去，说道：‘呸！村屄养的！那里这山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来到这城里帮那！恨杀我了！’”

这段话中有四个方言词汇，分别是糨稠、哕、帮帮、杭杭子，有注者已注了“糨稠、帮帮”两词，但不够准确；对“哕、杭杭”未加注。

⑴ “哕”，读yue，是动名两用的词，作动词用是将吃掉的东西或者胃里的东西吐出来，即呕吐，例如给孩子吃药后“都哕出来了”；作名词用的语境中指恶心。

⑵ “杭杭子”是在《醒》中频繁出现的方言名词（也写作行行子、夯夯子、航航子等），也是淄川方言中使用率很高的词汇。它的本意是指玩具，但是，在使用中因语境不同而有褒贬之别，例如哄孩子时常说：“别哭了，我给你买个杭杭（或者给你做个杭杭、送给你个杭杭）”；对老人不尊重的时候常常说：“这个老杭杭子（或者那个）”；议论别人时则常用：“这杭子”或“那杭子”等。例如第二十二回中任直骂傅惠：“你这三个杭杭子也不是人”，七十一回中沈裁缝婆子因为周龙皋的生殖器很大，所以说：“这也是个疢杭杭子，谁惹他呀！”。

⑶“糨稠”除了注者加注的意思外，在当地还经常出现中间加“干”的变式，成为“糨干稠”，意思不变，但程度加强了。

“帮帮”除了注者加注的意思外，还常用作疑问、反问句：“你帮帮啥？”“还帮帮？”表示的是不耐烦的意思；有时候也有“帮赤”或者“帮赤帮赤”，在这种变式里，赤只是结构助词，无实意。

4 第五十三回770页，晁无宴和他老婆郭氏的对话：

“……我的儿也不赖的他……你可将着他到那里强就合他们强……没了我和老七，别的那几个残溜汉子老婆都是几个偎浓咂血的攮包”。

这句话里的方言词分别是“赖”、“将着”、“攮包”，其中“将着”更具方言特色。

⑴ “赖”是差的意思，“不赖的他”就是不比他差，淄川方言语境中常有“某强某也不赖”的比较句式；“攮包”是无用的意思，常用来形容无胆量，无作为，做事畏首畏尾的人，是包含着轻蔑，看不起的意思的贬义词。例如“某某是个攮包”，或者“这杭子真攮包”。

⑵“将着”，在淄川方言中作动词用，是用手牵着手的意思，“着读zhuo”；成年人带小孩子出门，老年人常常要嘱咐：“将着他，别放手”；几个孩子在一起手牵着手，叫做“将成一大帮”；地方儿歌有：“哇-啊-哇，一大帮，将着手，不打仗。”

5 第七十三回1044页：“又有人道：‘狄相公倒没打他八分死，狄相公被他咬的待死的火势哩！’”。

这句话里的“火势”在淄川方言中，可做“样子”、“程度”的意思解。“待死的火势”，就是快死了的样子，或者差不多就被咬死了。一般语境中常形容某种事物的严重程度，如：这是要玩命的火势。

6 第七十五回1063页，薛素姐咒骂狄希陈的一段话中连续出现多个方言词汇，让人觉得活脱脱似淄川市井、乡村悍妇骂街的声口：

“……免得半死拉活……省得又买箔卷你……我听见那昝爹说……直等到淘阳沟才捞出臭骨拾来……”这些咒骂被狄周媳妇听见，心里很不耐烦，说道：“大嫂你怎么来？他和你有那辈子冤仇，下意的这们咒他。”

其中的“半死拉活”、“买箔卷你”、“那昝”、“淘阳沟”、“骨拾”和狄周媳妇说的“下意”、“这们”皆为淄博常用。

⑴ 这句中的“半死拉活”、“买箔卷你”、“淘阳沟”、“骨拾”、“箔才”、“骨殖（shi）” 有的可能并非自淄博独有，典型之处在于串用成文。半死拉活即半死不活；过去“箔材”在当地主要是盖房屋顶用材，有芦苇竿、高粱秸两种，其次，当地穷人死后买不起棺材装殓，只得用秫秸或是芦苇做成的“箔材”卷起来埋葬；“阳沟”即下水道，淘阳沟就是疏通下水道；“骨拾”骨殖（shi）同义，即尸体，也叫“尸首”。“免得半死拉活”、“省得又买箔卷你”，这种“免得、省得”句式在淄博方言中却司空见惯，“得”在这种语境中具有“了”的意思，其后的短句或短语，往往表达的是某种行为、事情的状态或过程。这两句中分别是“免了半死不活”、“不必（不用、用不着）再费箔材卷你。”

“那昝”、“这昝”：“那昝”即过去，或者早先、以前的时候；“这昝”则是指现在。

⑵“下意”，不应该做却做了，出乎一般人意外的意思。在具体语境中，又常加疑问代词咋和语气助词来，组成“咋下意的来”，具有怎么好意思的？怎么忍心这么做？“下意的这们咒他”即好意思的咒他？咋忍心这么咒他？

⑶“这们”是典型的淄川方言“ei、en”相混的例句，总的就是“这么”、“这样”的意思。与之常用的是“那们”，即“那么”、“那样”。但淄川方圆近郊多读“这men”，接近博山以后则多读“这mei”。

7 第七十七回1094页，薛如卞对他弟弟小再冬说：“……得瞒就瞒，得哄就哄，侮弄着他走一遭回来就罢。” 1100页狄希陈遭薛素姐的生母龙氏冷落，薛如卞说：“……一个客经年来到家，凉水不呵一口，上落这们一顿！”

⑴ “侮弄”及书中出现的“伍弄”或“無弄”，都是“胡弄”不认真，打马虎眼、凑合的意思。在具体的方言语境中，常常出现叠词的形式，如“伍伍弄弄”,意思不变，与其上的“瞒、哄”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的延伸，例如“瞒瞒哄哄”也是淄博使用频率较高的方言词汇；还有“伍弄伍弄”、“瞒哄瞒哄”的变式。

⑵ “上落”即数落，是批评或抱怨不满的意思，含有怀着抵触之意故意找茬的情绪。如自说“被×上落一顿”，说别人“被我上落一顿”。

8 第八十五回1213页，狄周对薛素姐说谎：

“……可是哭的俺大哥言不的，语不的。那头薛老娘还……连忙上了上坟，插补插补了屋……弄得个眼眶鄙塌拉的。”

⑴ “言不的，语不的”方言句式，实际上是字变意不变的衍词连缀语言句式，在淄川地区使用频率很高，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即什么都没的说，或者什么都没法说，有无可奈何的情绪性成分。常见的相似句式还有“说不的，道不的”、“打不的，骂不的”、“急不的，慢不的”等，后面衍缀的短语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⑵ “上了上坟”就是上了坟，指到墓茔中进行祭祀。与“插补插补了屋”其实是一种句式，这种句式也很多，在具体语境中有不太郑重，有点随意的意思，如“刷了刷碗”、“晒了晒被子”等等。

这种：“A+了+A+名词”结构短语和“ABAB+了+名词”的结构短语，在淄博方言中十分普遍，常用的变式还有“AA+名词”如：“晒晒衣裳”与“晒了晒衣裳”、“喂喂猪”与“喂了喂猪”、“拾掇拾掇东西”与“拾掇拾掇了东西”等等，在日常生活中可谓司空见惯；第二个动词虽然是重复的，但它的主动意义却弱化了，而只起一种语气节奏的作用，在表达效果上，有对这种动作行为不太看重的意义。

以上举例，肯定不是《醒》中淄川方言的全部，而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丰富补充，在此不再赘举。

（六）物产 工艺

第七十二回，沈裁缝婆子描述周龙皋的生殖器很大时说道：“这颜神镇烧的磁夜壶，通没有他使得的。”

颜神镇即今博山，是孝妇河发源地，是明清时代重要的陶瓷产地。

博山设县是清雍正年间的事。

2 “插补屋”

（上页）“……插补插补了屋……弄得个眼眶鄙塌拉的。”

“插补插补了屋”，是淄博产麦区，用麦秸覆盖屋顶的农村民居所特有的工艺术语。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麦秸屋顶常常有因被风吹散后，局部形成的屋面损坏，所以要用麦秸插进，补齐，修平，这种情况多说“插补插补”，而当地方言常将“插补”读作“插ba”,如：“抽点空，把那屋顶插ba插ba。”这是因为做这种活时要用一种叫做“批子”的工具，先把吹乱了的麦秸拔开，把乱麦秸清理干净，再铺上黄泥、插入新麦秸。相对而言“插补插补屋”是比较小的常见长干的活。

另一种则是指时间久了，屋顶麦秸已腐烂，要全部更换，工程量和劳动强度都比较大，一般称作“被(pei)屋或抷屋”

文中说的显然是第一种情况，而且是在叙述之前干了什么，所以加了程度副词“了”，是已经做过做完了的意思。

结语：行文至此，仍觉得有几点意见须在“结语”中要概括阐明。

一  关于书名

我们在现代版本中看到《醒》有三个书名，分别是《恶姻缘》、《姻缘奇传》（后文分别简化为恶、奇）、《醒》。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所有的，相关专家们所见的，包括各大学图书馆、藏书机构存藏的版本中（包括有争议的版本），有印有《恶》名的这本书吗？至少在当前，还没有。

1《恶》出现在东岭学道人的“凡例”中；是为了“劝将来的君子，开卷便醒，乃名之曰《醒》”；《奇》则出现在环碧主人的“弁语”中：“读西周生《奇》，始憬然悟，豁然解”。

据此可以“大胆假设”：在“西周生”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命名为《恶》的，他写完了，在贯通重读和全面整理之后，在为之撰写“凡例”的时候，才将《醒》改定为书名的；这个定名也进一步确认“东岭学道人”就是“西周生”，因为只有作者才由为之定名的权力（著作权）。

2 环碧主人在弁语的题款时称“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这说明他不仅是在夜里，而且是在自斟自饮的过程中，为《醒》作弁的。“弁语”不长，统共六百余字，完全可以一气呵成。而这本书的内容之奇、文笔之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微醺半醉甚至有点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出现将《醒》写成《奇》的笔误而不是《恶》的笔误。一字之差，意义完全不同。前者与“东岭学道人”对此书的改名相差不大，而且渗透了“环碧主人”的欣赏心理。

3 徐复岭先生发现的“新证据”

邹宗良先生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徐复岭先生发现的与周亮之子周在浚与颜光敏的书信，可以证明《醒》在顺治年间已经刊行。

我对此质疑如下：

⑴ 颜光敏（崇祯十三年-1640——康熙二十五年-1686）曲阜人，字逊甫、修来。官至吏部郎中，还是诗人、书法家，著有《乐圃集》四卷、《旧雨草堂诗》二卷等，享寿四十七岁。注意颜与蒲生年相同，却比蒲早逝二十九年。

⑵ 周亮工与周在浚

周亮工（明万历四十年.1612-清康熙十一年.1672）,河南祥符人。其人不仅“上马能杀贼，下马能安民”，仕途上屡遭构陷狱，屡被昭冤，屡有升迁；曾两任山东，一是崇祯十二年（1640）任潍县县令，二是康熙元年（1662）任青州海道；在诗书文、金石印多方面皆造诣极深，还是访求故藉4670余种的收藏家，著述百种；曾因冤狱，防火烧毁了全部著述，被称为流传甚广的“周氏焚书”；现仅存《读画录》、《赖古堂诗文集》等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按生卒年，周长蒲松龄二十八岁，又比蒲短寿十五岁。

⑶ 周在浚乃周亮工的之子，字雪客，生卒年不详，约康熙十四年前后在世。“夙承家学，淹通史传”，工诗。著有《云烟过眼录》二十卷等传世。比照周亮工生年他应该生于1630年前后（时周亮工十八岁），比颜光敏和蒲松龄长十几岁之间，而康熙十四年前后即1676年前后，据此推测他活四十五六岁左右，比颜光敏还早逝十年。

这样比较后会发现：

① 周在浚给颜光敏写过的一封信中称：此前“呈《恶姻缘》小说五册，想已阅毕”云云。徐复岭因此而推论：颜光敏卒于康熙二十五年，这封信就有可能写于康熙二十年前后。这里必须先解决颜光敏和周在浚的福寿问题，周在浚在1676年前后早逝，颜光敏在1686故。即使有意将周在浚卒年的“前后”系数内再后推五年至“康熙二十年的”1680年，他还是不能复活到颜光敏享寿之岁。由此看来，他们两个的这封信可真的是属于阴差阳错了。

②既然徐复岭先生看到的是一封周在浚写的信，那么这封信岂会不具署名？署名后又怎么会不具书写时间？这封信或者是残缺不全的，至少是没有时间的。但是，这样的巧合性概率有多少？这岂不同“弁语”的题写时间被“挖补”了，有点不谋而合或异曲同工吗？

③ 尽管我们们不排除颜、周有可能会将当时的分卷书称为“册”，但是，在当时社会和文人们中间，最普遍的叫法还是“卷”居多，不管是抄本刻本也都是称卷的，就是颜光敏和周氏父子自己的著作，也是称卷的。

二 关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有的论者，为了否定胡适先生考证西周生即蒲松龄的结论，也对胡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进行了否定。我们认为这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1“大胆假设”不是凭空假设，“大胆假设”也必须是有前提的，如同一切基础研究的“理论假设一样”。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西方以缺乏地下挖掘的实物为证据，只承认我们有三千年文明史。但是，当代数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有实物可据的文明史已经可以上溯到四千年以上。那么，我们“大胆假设”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数千年以口碑流传形式传承的“历史”，有三皇五帝、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的英雄故事；文本方面不但有《山海经》这样奇幻的文字，更有《史记》中的记载传承。所以，我们的我们的考古挖掘是满怀着民族自信的科学的不懈的努力，因此才会不断有崭新的科学的发现。

2 胡适先生对《醒》的作者是蒲松龄的研究，也同样是有根据的假设。主要有两点：一是，三百多年来蒲家庄的蒲家人，祖祖辈辈口口相传：蒲松龄写过这样一本导致蒲氏家族中相关枝脉间纷争不睦的书，是不争的事实；二是，有“聊斋志异、诗词、俚曲、文集”等众多蒲松龄著作为对照，从中发现了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上，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三万字胡文对此写得有理有据。

三 关于几点驳议的驳议

当代，继路大荒先生之后，邹宗良先生对蒲松龄或“蒲学”“聊斋学”的研究建树颇多，他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望岳文库.文学史系列”丛书之《蒲松龄研究丛稿》中，该“丛稿”第三辑由《<醒>康熙年间成书说驳议》（后称“驳议”）、《<醒梦弁言>与吴方言》、《路大荒先生对蒲松龄研究的贡献》、《蒲松龄研究的重要收获》组成。

邹先生在《驳议》一文中十分自信的宣称，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醒》康熙年间成书说已经极少有人再坚持”。可见，邹先生是以驳议别人的研究和否定蒲松龄为《醒》作者为目的的。但是，这种自信似乎以自己的感觉代替了客观实际。因为此后，坚持《醒》为蒲作的不仅不是极少，而是大有人在（上文已简要列举，不再赘述）。

1 驳议的对象

邹宗良先生“驳议”的对象一是主张《醒》为蒲作的胡适和支持胡说的孙楷第；二是对胡说进行补充的台湾学者朱燕静、山东李永祥先生等。

2 驳议的理由和逻辑

“驳议”归纳了五大条若干层次（读者可去自读该书对照，恕不详赘），但是，进一步归纳思考就会发现，邹先生费大力气考证的许多具体史实，要么是与《醒》中的内容有出入的，要么是在康熙之前早就存在的。因此他得出了“驳议”别人的结论：《醒》不会成书于康熙年间之前，所以也不是蒲松龄所作。

3 对“驳议”的看法

⑴ 任何文学作品只能反映历史的现实，却不能记录历史的现实；只能表现现实，却不能复现现实。如果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长篇巨著中，硬要查找某种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的绝对真实性，何不去查看历史书？还会有以“七分真实，三分演义”的历史名著《三国演义》吗？《西游记》里面假造了一个时间，即美猴王在大闹天宫之后，被如来在五行山底下压了五百年，到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贞观三年（629）年被观世音释出。如果有人据此推算五百年前“美猴王”反天并被打翻在地时间是东汉安帝延光元年（122）前后的结论，算法没有问题，但答案却肯定是个笑话。

⑵ 如果邹先生考证出来的这些事情，出现在《醒》产生之后才有，出现在“假设”的作者蒲松龄身后才会有，那绝对是不可能、不正常的，而且必定是将否定和推翻胡适、孙楷第、朱燕静、李永祥等研究者主张的最有力的证据。但是，邹先生考证的考证的结果 ，偏偏都发生在蒲松龄逝世的（1715）康熙年间之前。这样的话，蒲松龄以一个著作有成的文学艺术家的视野，《醒》以一部小说“辑著”的形式所反映的这些事实，难道有什么不正常吗？这不恰恰也是个基本的逻辑问题吗？其他，如那个“白狐”转世的“珍哥”故事，到底成了“山东武城奇闻”还是“山西高平奇闻”这类问题节上进行考证，似也太费周章吧？

⑶ 蒲松龄一定要到过北京吗

“驳议”特意在最后一页列举了第六回等共十五回书中“都写到了北京”，并抄写了三段“详细的描述”，作为蒲松龄没到过北京，所以写不出《醒》这样的小说的证据。将这三段“详细”照抄如下（删节号原文如此）：

“到了北京，进了沙窝门，在一庙中暂住，以便找寻下处，寻到国子监东边路北里一个所在，进去......(五十四回）

“问了几家古老街坊，才知......见在翰林院门口西去第五六家路南居住，门口有个卖枣儿大火烧的铺子，便是他家。狄周谢了那说信的邻翁，复上了头口，竟往翰林院门口奔来。走到那西边第六门卖火烧的铺子，正待要问......(七十五回）

“素姐进了顺城门，一直走到锦衣卫后洪井胡同狄希陈下处，敲开门。（七十四回）”

我怀疑凡读了这三段“详细描写”的人没几个会认为，这就是只有到过北京的作者才能写的这么“详细”的证据？文中的“所在”、是详写还是概括？“卖枣儿大火烧的铺子”是北京（狄希陈下处）的具象还是普象？是永久性地标还是可变性商户？但是我敢说，只要知道国子监、翰林院、锦衣卫、洪井胡同的大体位置的任何作家，都能写得这么“详细”。更何况蒲的挚友张笃庆曾两次到北京查阅自己的考卷，他直接的良师益友高珩、唐梦赉都曾在朝廷做官，前辈王象乾、张至发、毕际有都曾加封“太子太保”，所以，蒲松龄不必到过北京是完全可以写出上面的“详细”来的。至于是第六个还是第七个门，或者第九个第十个，似也不会影响到“详细”的程度。但是狄周“复上了头口”、“正待要问”、“下处”这些用方言土话的过代叙述，反倒更像淄川人逛北京呢。

四 《醒》与《聊》耦合再举例

包括胡适先生在内的许多研究者，已经从《聊》中举出了若干篇与《醒》中章节故事相似的事例。下面再举三例说明，从《聊》到《醒》这些“似曾相识”，不是偶然，而是创作实践上的耦合，是蒲松龄创作的道路上的脚印和路标。

1《梦狼》

《聊》第八卷第十一篇《梦狼》故事出自“直隶”，梗概是：“直隶白翁”有两个儿子，“长子甲筮仕南服”，但三年了没有音讯。

有个丁姓亲戚经常来访，白翁便向他打听情况。过来了几天，白翁刚睡丁来，“邀与同游”，“入一城阙”，“少间，至一第，丁曰入之，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大局，不敢进”。及至“又进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环顾四周，白骨如山。过了一会儿，白甲出来迎接，这时候，“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甲却说：正好可以用死人肉做菜肴招待（他父亲）。白翁被吓傻了，醒来却是一梦。翁醒来后十分惊恐，便叫小儿子带一封信去见他哥进行训诫。但是，白甲却对弟弟说：你在家里“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劝止，遂归告父，翁闻之大哭。无可如何，惟捐家济贫，日祷于神，但求逆子之报，不累妻孥》”后来，白甲真的升官了，赴任路上却被强盗劫杀。恰一“宰官”经过，知是白翁子而命人“续其头”。但因其生前酷贪，作恶多端，所以将他的头歪歪扭扭的接在肩窝上，虽然复活，却奇丑怪陋。倒是“翁姊子有政声，是年行取为御史”。

     至此，似乎还不过瘾，复在“异史氏曰”中又讲了“邹平进士李匡久”和“宰邑杨公”虽为官清正，执法严明，却仍然避免不了被差役蒙蔽贪索的故事。足见留仙之孤愤深而难平！

2 《细侯》  

《聊》中《细侯》故事出自余杭，梗概是：“设帐”教书的满姓书生上街闲逛时偶遇一伎而与她一见钟情。书生为了筹集“二百金”赎她，只得远赴一个在湖南做县官朋友处做幕僚，但师，到了那里之后才知道其友已被免官，满生只能在湖南再度设帐教书。想不到又因“偶笞弟子，弟子自溺死”而被关进监狱。后虽“幸有他门人，怜师无过，时致馈遗”而被释放，但经此几番挫折已时过三年。等满生再回余杭时，细侯已经嫁给一商人。细侯知道满生遭遇后才明白这些都是商人为了娶自己而对满生的设计陷害，便“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商人告官，但“官原其情，置不问。”细侯终得与满生活在一起。

3《瑞云》

《聊》中的《瑞云》故事也出自余杭，梗概是：“杭之名妓，色艺无双”，而“余杭贺生才名夙著”。但是，图财的鸨子却将瑞云卖给了重金相聘的王孙。正当瑞云万分为难之际，一位姓和的秀才飘然而至，“以一指按瑞云额曰：‘可惜可惜’。”秀才走后几天，瑞渐变成丑女。王孙自然被吓走，不敢再娶，瑞云也被鸨子贬到厨房做饭受尽欺凌。但是，贺生知道后依然不改初衷，“货田倾装，买之而归”并且“遂不复娶”。一年后，贺生偶至苏州遇和秀才，经一番交谈，贺、和回到家中，和秀才“即令以盥器贮水，戟指而书之，曰‘濯之当愈，然须亲出一谢医人也。’”瑞云亦“艳丽一如当年”。

4意义思考

这三个故事，其笔刀所向不言而喻；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与《醒》如出一人之手。

《梦狼》的思亲之梦却如此惊悸恐怖。比对一下《醒》前二十回，晁思孝为政南通州华亭县时，其父子任内狼贪鹰攫，奢血成性的描写、晁思孝对政绩考核和升官之路的看法、计氏被弃辱而吊死前后的叙述、其祖上多次魂灵显应示以警告的情节、晁夫人宽容存仁善待晁思孝小妾，因而终得庶子的过程，皆依稀可见《醒》《聊》之间的联系。与第二十五回单于民之子单豹从一个体相伟美，读书知理的好孩子恶变为口眼歪斜，奢赌好色，纵酒灭性的无赖恶棍有异曲同工之妙。

《细侯》应该是帮助读者进一步捋清《醒》中狄希陈巧遇孙兰姬故事及情节的钥匙。

《瑞云》美丑之变的情节转折，根本的原因在于贺生对瑞云的矢死不渝，他经受住了美变丑的考验，最终才能得到天生丽质的馈报。还是善恶果报的写法。

更需思考追问的是，以上见诸《聊》中的篇例，都是“传自武林”的故事。这与 《醒》“凡例”确载的“此书传自武林，取正白下。”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联性呢？

首先我的理解是：“此书传自武林”，的“此书”并不是说这本完整的、现成的书，而是这本书讲述的是武林流传的故事；其次，“取正白下”则是说它是在“白下进行加工整理的”。至于他为什么这样整理？“东岭学道人”“凡例”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没必要再重复了吧？

其次，古之余杭，秦灭楚后楚境内设钱塘、余杭两县属会稽郡，郡治在今苏州城区；今之余杭区位于杭州最北边。而宝应秦代建县，始名东阳、平安，至唐肃宗改称宝应（即代宗李豫宝应元年）。宝应县即现在扬州辖内。宝应距武林（杭州）约三百余公里，距白下（南京）二百公里左右。

淄川人孙蕙康熙九年知宝应县，蒲松龄应邀赴做幕僚至翌年春夏约一年。这与《醒》成书的康熙年间说是吻合的；其次，民间故事的传播只有表达语言（方言）的不同，没有范围、内容上的不同。所以，“传自武林，取正白下”也不是定指杭州和南京，而是泛指地域，约略为今长江三角洲之苏浙地带。

有人或许会提出“辛丑年清和望月后一日的醉中书”的问题相诘。如果真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必要先弄清“创作成书”和“刻板刊书”的概念，然后再谈时间问题。一部书写成后未必能立即付梓刻印，甚至要推后若干年。即以《聊》为例，如果不是赵起皋慧眼识珠，不惜搭上家资和官俸，竭全力刊刻出清柯亭本，也许《聊》还不知会多少年后才风行天下。所以，康熙成书说并不意味着这本书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刊行了，到了李秉绶题款的“辛丑-1841年”刊刻，也是和乎逻辑的（如有研究发现这个出梓的人是谁，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贡献，至功当不下赵公起皋）。

最后，关于蒲松龄是不是《醒》的作者的争议，在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只是希望其研究和争论，应该一直保持在健康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轨道上，防止被学术研究利益化的灰尘污染。

我们之所以要再次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主要认为，《醒》这样一本大书，长期含含糊糊的没有明确的作者，终是一种遗憾；蒲松龄在各种不确定的怀疑中，被质疑对这部书的著作权，也是一种不公平。我们作为他家乡的后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刻一点，担当起为“西周生”正名的责任，也是义不容辞的。

                                                                                             二零二一年元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