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蒲松龄 孰为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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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醒世姻缘传》
                   作者研究专家组部分同志在研究资料讨论会上

【编者按】《醒世姻缘传》原名“恶姻缘”，全书100回，按照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先后写了两世的两种恶姻缘。前22回叙写前世的晁家：浪荡子晁源纵妾虐妻，小妾珍哥诬陷大妻计氏私通和尚，致使计氏投缳自尽。小说开头还写了晁源伴同珍哥打猎，射杀一只狐精。这都成为冤孽相报的前因。第二十二回以后叙写今世的狄家：狄希陈是晁源转生，娶了狐精托生的薛素姐为妻，后来又继娶了计氏转生的童寄姐，婢女珍珠是珍哥转生的。狄希陈受尽薛素姐、童寄姐的百般折磨、残酷虐待，珍珠也被童寄姐逼死，“偿命今生”。最后，狄希陈梦入神界，虔诵佛经，便“一切冤孽，尽行消释”。整部小说有着浓重的劝善教育的寓意。同时，作者对现实人生却又相当清醒，体察得很深切，描绘出相当丰富的真实而鲜活的世态人情。顽劣子弟私通关节便成了秀才，三年赃私十多万两的赃官罢职时还要“脱靴遗爱”，逼死人命的女囚使了银子在狱中依然养尊处优摆生日宴席，狱吏为了占有美貌的女囚不惜纵火烧死另一名女囚，无文无行的塾师榨取学生就像官府追比钱粮，江湖医生故意下毒药加重病情进行勒索，巫婆搬神弄鬼骗取钱物，媒婆花言巧语哄骗人家女儿为人作妾，乡村无赖瞅着族人只剩下孤儿寡母便谋夺人家的家产，新发户转眼就嫌弃亲戚家“穷相”。这部主旨在于明因果的小说，全景式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吏治腐败、世风浇薄的面貌。

    淄博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为此组织专业班子，作为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经历了疫情中的酷暑严寒，历时近两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里多方查证、开了多次讨论会，六易其稿，终经张庆林、蒲胜业、周雁翔等集思广益联袂的撰写了《〈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辩》对《醒世姻缘传》的作者重新考辨，其结论：《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个作家，有两部名著传世，难能可贵。兹将论证的全文发布，以飨读者和方家指正。

             

   若非蒲松龄 孰为西周生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辩

                淄博中华文化促进会聊斋文化专业委员会     
                                  张庆林  蒲圣业  周雁翔

  

一 关于《醒世姻缘传》几个署名的解读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1）

    古典白话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后文简作《醒》）署名“西周生”辑著，但“西周生”到底是谁？却成为一段文学公案，长期争论，未衷一是。我们认为这本书的撰者（辑录者）、校注者、“引起”作者、点评者，西周生 燃黎子 东岭学道人 葛受之。这四个“假名”其实都是一个人——蒲松龄。

（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生、燃黎子”的人生价值观

1辑录者西周生

《醒》“引起”首段的一段文字：“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圣先师孔子 ......”明确出现“西周”两字是在二十六回中：“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唐虞、西周，分别指中国历史上圣贤临治（尧舜,文 、武、周公）和天下大治的两个时代。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直是士大夫阶层或知识分子追求的政治理想，代表了封建社会士大夫文人阶层共同的人生价值取向和追求。小说的第一百回结尾处，“西周生”最后亮相拉上了这部大书的帷幕：“死去佛前并命，西周生遂念佛回向演作无量功德”。何为“无量功德”？种恶因于前，收恶报于后，用文学故事的典型形象宣解佛门的因果轮回；用诵万卷佛经的劝恶向善，结束再转世、再缠报的恶性循环，使世间人终于看到了一个脱离宿命的补救办法和再世曙光，“明山秀水”的理想世界的实现就成为可期可待的了，从而达到了“醒世”的创作目的和效果，“西周生”自然就可以“佛前并命”了。

2校注者燃黎子

陆游《读书》诗中：“藜羹麦饭冷不尝，要足平生五车读”，说的就是用灰灰菜做的汤、大麦做的干饭经常凉了还没有吃，是为了读五车书，藜是一种很普通很常见的植物野菜，用其主干做的手杖就是藜杖。

“燃黎子”应该来自《燃藜图》故事。据《拾遗记》：“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图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黎青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夫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志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这段话里的黄衣藜杖，吹杖燃烟的老者，即“太一精魄，燃黎子”。“传说中的“盘古开天地，在混沌初开”的那一刻，盘古身体分崩离析，碎片化作三万六千个“太一精魄”，散落在茫茫宇宙中的各个角落。“金卯之子有博学者”的“金卯之子”即刘向。根据燃黎子的说法，刘向也是“转世”之人，其前身早在“混沌初开的时候”就接受了“洪范五行”之教。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6年），著名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任谏大夫、给事中、宗正卿、光禄大夫、中垒校尉；他的撰著很多，与文学有关的主要著作有《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

而《新序》是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故事类编；《说苑》又名《新苑》，按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逸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从形式上看，《聊》的先写故事，再加“异史氏曰”除了受《史记》的影响之外，与这两部书的传承关系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内容上看，《聊》中的那些冥域幻境的鬼狐故事，难道不同样是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刺虐刺贪”吗？

《列女传》则是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书，所以，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部妇女史，《聊》中的美狐俊鬼多女性，也有学者称颂《聊》是一部为美、善、智、贤的女性立传的书；《列仙传》是中国第一部流传下来的关于神仙人物的传记，它把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的“神仙事迹”进行了搜索整理，开了后世神仙传记的先河。

《洪范五行传论》中的《洪范》篇名出自《尚书》，是汉儒收集各地先秦著作的汇编，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洪即大，范即法或规范。记载的是周灭商二年，箕子向周武王提出的帝王治理天下的九种“天地之大法”，也叫“洪范九畴”，其中有“水火木金土”五行及其作用，并认为政情可以使天象变化，所以，这个故事又叫“箕子明夷”。《汉书·刘向传》记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迤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概括起来说，《洪范》及刘向《洪范五行论》，主要宣扬的“谶纬”是秦汉间儒家编造的一种预测天下吉凶的预言，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成为“天人感应”论的理论基础。

道家的炼丹羽化也好，佛门的参禅坐化也好，都是再世轮回的异说，都可以用来教化社会，服务于天人感应的自然观和社会观。

在《聊》中的人物画廊里，结队而来的是那些楚楚动人，善解人意，聪明智慧而又琳琅满目的鬼狐美女，他们在人间社会被欺凌歧视，在蒲松龄架构的童话世界里找到了光明和自由，而且可以毫不费力的快意恩仇，所以，这是“写鬼写妖”的“异史氏”笔法；在《醒》的典型形象及群像中，则完全回到了“刺贪刺虐”的现实世界。“白狐转世复仇”，只不过是由短篇组成的志异小说，转变为长篇巨制的恢弘画卷的构图主线罢了。况且，“白狐”修炼千年，功败垂成，其怨其恨，盖出一人——浮浪纨绔子弟“晁源晁大舍”。小珍哥败其家，薛素姐、童寄姐报其后，既是天理，更是人欲，主题仍然是“写人写妖，刺贪刺虐”。在“洪范”故事里，武王伐纣，殷商覆灭，西周兴起，连孔子都叹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蒲松龄以“醒世”为己任而假名“西周生”以辑录，假名“燃黎子”以校之，岂不也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以书比书、以人观人，“燃黎子”就是“西周生”。

（二）“凡例”多为自作，他人不可越俎

“凡例”写也称作出版说明、再版说明等，或包含在前言、序言之中，一般只会有作者自己撰写，不会由与著述无关的人来写。因此，《醒》的“凡例”是由作者本人撰写的。

作《续金瓶梅》的丁耀亢，署名“紫阳道人”。《续金》与《醒》

这两本书的共同之处，都是写“世道轮回，因果报应”不爽的故事。为《聊》作序的高珩，长蒲二十八岁，又号“紫霞道人”。高当时的官阶地位、道德才学都为蒲松龄所敬仰。在丁、蒲之间，丁是前辈；在高蒲之间，高是兄长。所以，“西周生”要学的道人、被学的道人就是“紫阳道人”和“紫霞道人”。而这个“东岭学道人”的“东岭”就是“松龄”的谐音，其人就是蒲松龄。

（三） “点评”者“葛受之笔”实为“受葛之笔”

对《醒》的点评者“”葛受之笔，一直存在着“葛受-之笔”和“葛

受之-笔”两种解读。我们认为这两种解读都不准确。

“葛”在古代汉语中是个多义双音词。读音为“ge”时，一为植物名、一为古国名、一为葛姓，葛姓则是以国（葛国）为姓。中国上古史流传最广，最富理想魅力的是比伏羲帝还要早的“葛天氏”之国，是古人理想中的“自然淳朴之世”，其人过的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其中的“傲葛天”指的就是《葛天氏之歌》：“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因而能“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这正是“西周生”的醒世之志、理想追求。

“受”在古代汉语中有接受、授受两意：“于斯万年，受天之祐”此为接受；“若空弃华台，坐丧成业，岂是朝廷受任之旨”此为授受。“葛受之笔”即“受葛之笔”；而这个“之笔”既不是葛受所写，也不是葛受所写之意，而是“笔意”即宗旨、目的之意。这个笔意是什么呢？就是“‘其治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的‘自然淳朴之世’，是‘忘世虑，断尘缘，逍遥傲葛天’”的生活。这不是“西周生”自己又是谁呢？将以上简述的思想内容与《聊》、《醒》进行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后者对前者在思想内容乃至创作方法上的继承性、借鉴性；就会发现这些假名与蒲松龄的社会理想、创作目的和方法的一致性。

（四）“弁语”撰者“环碧主人”李秉绶

就现在看到的《醒》版本，“弁语”撰者都俱名“环碧主人”，都具明写作时间为“辛丑清和月望后午夜醉中书”。固然，农历历法的辛丑年可以有若干个，但“环碧主人”只有一个。所以，这个落款的人名和时间有互相锁定的作用和意义，不能改脱妄证。

安徽庐江县有“环碧园”，园主是明初人王越，不是为《醒》

作弁的“环碧主人”；承德“避暑山庄有”“环碧湖”，是赫赫有名的爱新觉罗玄烨所建，所以没有人敢僭越自称是这里的主人。

清代著名的大盐商（官）李宜民的小儿子李秉绶（1783-1842），祖籍临川，寄籍桂林，官居工部都水司郎中，清代著名画家、诗人。辞官归桂林后，在叠彩山白鹤洞下建画室，取名“环碧园”，自号“环碧主人”。他经历的这个“辛丑年”恰是其谢世之前一年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清和月望后午夜醉中书”，说明他不仅是在夜里，而且是在自斟自饮的过程中，为《醒》作弁(并“书”）的；“弁语”统共六百余字，完全可以一气呵成。而这本书的内容之奇、文笔之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姻缘奇传”一个“奇”字反映的是“环碧主人”对此书的欣赏心理。因为，李秉绶的父亲李宜民离籍行走广西的时候只带了一笔、一算（盘）、一柄雨伞的一介贫民，发迹之前历尽艰难。起初他一行五去云南贩盐，四人中瘴气死亡，只有他侥幸活下来，凭着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终成雍、乾时期“富比王侯，园林半城”的鼎食望族。但是，李宜民富不忘穷，他购置义田，捐建（修）义学，修建祠庙和桥梁道路，助孤、助寡、助学，助贫户家婚嫁，助穷家丧葬等义行善举。更奇特的是，他在六十岁时忽生新牙，返老还童；七十九岁生李秉绶，享寿九十五岁。《醒》作者不可能知道李宜民的这些经历，但是，作为李宜民儿子的李秉绶却肯定知之甚多，是免不了要同《醒》中极力渲染的世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醒世”故事产生共鸣的。所以，当李秉绶读到这本惩恶劝善以“醒世”的书时说，对许多兄弟、父子、夫妻、朋友龌龊之事不理解，但“读西周生《姻缘奇传》，始憬然悟，豁然解”，在这个基础上为之“弁语”，是合情合理合人性的。

还须说明一下，任何书成书的年代与刊行的年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都能写成就会付梓行世的；其次，为某本书、某类书写序或作弁的也未必都是作者的同代同时人，这不仅在古代，在现代也是常见的事；第三，为某本书某种书撰序作弁的，却必须与该书刊刻或曰出版的年代大致统一。

二 “明山胜水”“桃花源”——“西周生”的社会理想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2）

     《醒》是一部文学巨著，反映的是作者关于自然、社会、家国、伦理等的过去、现在、将来的观察思考，既有对既往的缅怀，又有对现实的抨击批判，更有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寄托。作者的这种理想概括的体现在二十三回的第一段：“人以孝弟忠信是敦，家以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骄，入里门必式；富而好礼，以法度是遵。食非先荐而不尝，财未输公而不用。妇女惕三从之制，丈夫操百行之源。家有三世不分之产，交多一心相照之朋。情恰而成婚姻，道尊而为师弟。党庠家塾，书韵作于朝昏；火耨水耕，农力彻于寒燠。民怀常业，士守恒心。宾朋过从而饮食不流，鬼神祷祀而牲牷必洁。不御鲜华之服，疏布为裳，不入僭制之居，剪茆为屋。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包括了对道德、秩序、耕织、读书、饮食、穿衣等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要求和向往。而且，这不仅仅是“西周生”蒲松龄一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也是封建社会中士或先进知识分子阶层的共同追求。

作者要对以他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为中心，构筑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故事，也就必然要打造一个展示时间、事件、人物、故事过程及结果的舞台（典型环境），就像《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样。因此，它是艺术的空间环境，不是地理的空间位置。但是，对这种艺术作品中时空环境的描写，却不可避免的烙着作者所历、所知，所见、所闻、所思的深刻印痕。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点去解读《醒》中故事的发生地问题。

（一）理想社会——从“桃花源”到“明山胜水”

在“五柳先生”陶渊明塑造的世外仙景“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怡然自乐”，而与世无争的生活。  

《醒》第二十三回“绣江县无儇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第二十四回“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西周生”所极力描绘的“绣江县明水镇”则是：“越发成了个避世的桃源一般......”显然，此地并非实指章丘县明水镇，而是作者为《醒》这部大书所专门构想和经营建造的一方理想宝地。

这两回书的前二十二回，已经基本叙述完了晁氏与计氏“前世姻缘”的仇冤和结果，故事的地点也由武城县转移到了“绣江县明水镇”；后世的果报正在酝酿之中而尚未爆发。所以这两回书在叙事方法上是情节转换的一个蓄势点或间歇点。

第二十三回侧重民风良俗的叙述，二十四回则重在山水景色的描写。这两点是构建作者心目中一个理想社会的重要表征和基础。

1 地理位置的相近交叉与地理地名的相似

虽然“明山胜水”只是一种美好而终被现实打碎的理想寄托，是一种概念化的地方名称。但是，“明山胜水”的拼图“原件”在淄川。

⑴ 淄川的明水与章丘的明水

乾隆八年编撰的《淄川县志》载，“淄川县有古镇明水”。《醒》中说“这个明水镇离了县里四十里路......”

但是，《醒》中记述，“这绣江县是济南府的外县，离府城一百一十里路，是山东省有数的大地方，四境多有明山胜水。那最有名的，第一是那个会仙山，原是古时节第九处洞天福地”；绣江县城“至明水镇四十里”。这段话里的距离叙述显然不是济南到章丘的距离，章丘距明水不也不过二十里。反而大致符合淄川到济南和淄川到明水的距离。

淄川至济南（当时能车马行通的大路）恰一百二十里上下；县城淄川到明水里程大致是：出南门到西关二里，出西关转西北至黄家铺（蒲氏祖居昭村即在现黄家铺镇）约六里，由黄家铺至东谭、西谭、望娘沟约五里，再往北至“三衣村”（北衣、西衣、南衣又统称便衣铺）约十里，由此向北至井阳河（多沈姓）五里，折西北至西北乡明水十里，计约四十里。

清淄川县设八大乡，明水乡即西北乡，治内领包括蒲氏祖居的店子村等四十八村。《醒》第二十七回中说：麻从吾“打听得明水东南上十五里路沈黄庄”也是有所本的，从地理方位上来判断，应是今沈家庄和黄家铺，正位于淄川明水东南十五里。

所以，小说中的“绣江县城”不是现实中的章丘县城，此明水镇也就不必是彼明水镇。

其时其地的淄川明水，是人才荟萃，名士咸集的地方。蒲松龄的好友之一，举人袁藩就是时明水乡的庵头村人；庵头村位于范阳河东岸，明水镇东南，距约五里；范阳河从明水之西南流来，经明水的明山之下蜿蜒北去，与孝妇河汇流，于长山县入小清河，是孝妇河的最大支流，袁藩的家就毁于范阳河洪水。矗立于水边的明山，虽然只有海拔162米多一点，但由于地处河套低洼之地而显得格外高拔。山下是自然形成的具有积蓄、缓泄洪水的功能区，蓄水成湖，倾顷如镜；1959年始于此拦河筑坝，建设“萌山水库”（即今之文昌湖）。

⑵淄川的锦绣川与小说中的锦绣江

距蒲家庄东北七八里、邹家村东里许，有从淄川东部山区而来的众多沟、峪、河道汇聚成的季节河谷“锦绣川”或“锦绣河”、“锦川河”。

蒲松龄坐馆三十年的西铺村所在的王村镇，向西与章丘县接壤，向东与明水镇相邻，蒲松龄在这里东西兼顾：淄一明水（今称萌水）、章一明水，可谓“双明融通”；东一锦川、西一锦江，可谓“双锦和绣”。这些地理地名元素成为他编织“明山胜水桃花源”美丽图卷的彩线原料，是蒲松龄为《醒》故事构思搭建一个地域舞台，是艺术塑造的典型环境，不必确指一地。

⑶ 淄川县志记载的“山市”与《志异》、《醒》中的“山市”

明清淄川县志多次记载的“奂山山市”，被列为“淄川八景”之一；《聊斋志异》中有《山市》一文，首句即：“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文末又说：“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市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在《醒》的第二十三回中，横空楔入了一段文字，插叙唐顺宗为了“求仙治哑”，派近侍太监李言忠为钦差，带领一班人马，到“山东登莱两府海神庙祈祷”。但是，李言忠未到登莱二州，却在经过“绣江地方”时意外地发现这里的“会仙山”山市：“先一日上山宅宿，次早五更致祭。这时恰值九月重阳，李言忠是四更起来梳洗毕了，交了五更一点，正待行礼，只听见山顶上一派乐声嘹亮，举目一看，灯火明如白日，见有无数的羽衣道流在上面周旋；待了许久，方见有骑虎骑鹿与骑鸾鹤的望空而起”。很明显，这个李文忠欲“早行，正待行礼”时就遇到了“山市”这种特殊的自然景观。

或许别的地方也出现过“山市”，但与蒲松龄无关，然而在这里却明显的成为了创作素材，被“西周生”蒲松龄用来作为构建他的理想社会的环境材料使用了。

2 济南府外县

《醒》中记述，“这绣江县县是济南府的外县”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

清代的淄川县、章丘县都属济南府治下管辖，所以都不应该是济南府的“外县”。“西周生”直明其为外县，用意昭然而明即并不确指某县，以免读者附会。

3《醒》中山水不在章丘县

对章丘县的地理情况，孙楷第先生在“关于《醒》的一封信中”早已做过比较确凿的考证，不必赘述。补充一点是，邹平县是在长山县撤县之后才设立的（1956年撤长山县，其中一部划归周村区、一部分划归张店区，余部即今之邹平县），其时，邹平南部的长白山群系列，包括白云山、会仙山、摩可山等三大山群上百座山峰，都在长山县境内而不在章丘县。《醒》中说，从白云山的瀑布泉水注入白云湖中，这同样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不能当做地理书来读，也不能轻言作者弄错了。过去的淄川县不仅与章丘县相邻，其西北还与长山县接壤。王村西铺是淄川最西端的村庄之一，属于淄川县正西乡，而明水则属于淄川县的西北乡。《醒》的作者要隐姓埋名，自然不能直言淄川明水，也不会违志错寄章丘明水，所以“名山胜水”便成为最好的选择。

（二 ）理想社会的社会条件

“西周生”的理想社会，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外，还必须具备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是“民风质朴”，“吏治清明”。

“西周生”是这样说的：“这一村的人更是质朴，个个通是那前代的古人，只略举他一两件事，真是这晚近的人眼也不敢睁的。一位杨乡宦官到了宫保尚书，赐了全俸，告老在家。他却不进城里去住，依就还在明水庄上，略略的将祖居修盖了修盖，规模通不似个宫保尚书的府第。他却住在里边，把县里送来的青夫门皂，尽数都辞了不用。或到那里去游玩，或到田间去，路远的所在，坐了个两人的肩舆，叫庄客抬了；近的所在，自己拖了根竹杖，跟了个奚童，慢慢的踏了去……”

试想，象“杨乡宦”这样的级别的（宫保尚书）官吏，“告老在家”之后尚且如此谦恭，与乡里相亲近距离朝夕相处，那些胥吏豪强还敢胡作乱行吗？在这里，官不欺民、不扰民，民不怕官、不避官，官为民为，民与官亲，官民和谐相处（尽管这有点太理想化），但确实是一种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追求。

其他如“乡绅士林中”尊师重教的富户李大郎、虽然学问上属于“半瓶醋的廪膳”，却极富文人良心的塾师舒忠、虽然是“小户农夫”却正直仗义，敢于抱打不平的祝其嵩三个人及其故事，似是信手笔墨，实则是这个理想社会中民风淳庞的事证，是对本回书开头所说的“孝弟忠信是敦、礼义廉耻为尚、贵而不骄、富而好礼”等概念化表述的形象化表述。因此，他们都得到了“大有不止于小康，雍变几臻于至道”的结果。

（三） “西周生”对明山胜水桃花源的大赞大颂

“西周生”在《醒》第二十四回书中不吝笔墨，运用了诗、对、词、曲等形式，尽其才情，充分展现了作者的驾驭各种文学体裁的能力和语言文字的能力，对他理想中的桃花源进行了讴歌赞颂。

如词作，仅这一回书就有用了“单道明水景象（四面山屏，烟雾里翠浓欲滴）”、单道明水春天景象（夭桃蕊嫩，柳扬轻风摇浅碧）”、“单道明水夏天景象（高厂茅檐，要什么绮窗华屋）”、“单道明水秋天景象（黄叶丹枫，满平山万千紫绿）”、“单道明水冬天景象（雪封林麓，看冰针簇促）”共五首《满江红》（均取第一句为题）长调来进行渲染描写，道尽了他对理想圣土的向往与追求。

再如对作，行文中不算那些诗词曲中的平仄偶对的句子，单独的联句就有“百丈霞明文五色，双岩树合翠千层”、“四合爨烟浓似雨，周遭灯火密于星”、“鸟语叶声相杂响，溪流松韵总和鸣”、“山遭四面沙为堞，树绕千家玉是林”、“湖成珠海三千顷，山作蓝田百万层”， 分别描写早（昼）、晚（夜）或阴晴，春夏秋冬的水光山色，各有其色其声，又各各不同。读者也可以从其他语段文式之中读出俚曲、鼓词的味道（恕不赘举）。正是这些洋溢期间的才情才华，暴露了“西周生”与蒲松龄割裂不开的关联。

还需注意的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这回书的书尾，“西周生”不仅意犹未尽的概要列出山东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六府的山水名胜、地方名产，还要与他打造的桃花源进行比较议论，例如：

对济南府，举出泰山、趵突等名胜之后就奇奇怪怪的写了一句“这都是名胜，写在那志书上面。这都有甚么强如这会仙山、白云湖的好处？”言外之意，就是申明说这些都不是他向往的“明山胜水桃花源”（注意名山中还列有黉山）；

对兖州府，则语有棘刺的发问“这孔圣人发迹的所在那较的什么优劣？”明显表达了了他对“乱怪神”敷衍之说的不满；对到这里的水，则直判其“这些水也都不如那明水的风光”；

对东昌府，不仅说：“弇山、陶山、历山、箕——这都卑卑不足数”，而且直言舜、由（许由）隐箕山近乎无稽之谈；并且对所谓“名石山”的石头可以口含而不饥的传闻不以为然；

对青州府不仅特别提到了“青州白丸子”，更加抑郁其“此药在本地不灵”，“出了省治那痰症甚效”；

对登州府，则以秦始皇派“童男童女各五百人入洲采药，后竟不知下落，这又是虚无不经的谎话”作结；

对莱州府，叙述了一段关于“驯虎山”的传说之后则说“其水也，除了海有那掖河、胶河、潍河、芙蓉池——这都不如那明水”。

    以上我们不会简单的以为“西周生”是在厚此薄彼，他的目的就是以假对真，以实衬虚，说明他的“明山胜水桃花源”不是某一县（何况历史的行政地域就不存在一个“绣江县”）；他未必对山东六府的山山水水、人文风物都身临游历过，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甚至评述；这些文字至少能反映出“聊斋”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与“异史氏曰”的批判风格和精神相成、相似。

三 人才荟萃的孝妇河文化带——《醒》创作素材的与源泉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3）

明末清初之际，孝妇河两岸形成了人才荟萃，盛极一时的孝水文化带。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蒲松龄的小说创作。除了享誉世界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之外，这种浓厚的文化环境和人际交往，还为他创作百回、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醒》，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成为他的创作源泉。因为，对蒲松龄这样一个时代的、杰出的作家说来，除了自己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形象思维能力之外，他的创作素材，创作源泉，必然的来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从他与友人的交往中吸收和萃取生活素材，就是重要的渠道。

（一） 与初级官场衙门相关的素材及来源

孙蕙（约清太宗天聪五年<1631>生），淄川（今昆仑镇西笠山）人，顺治十八年（1661）举进士第，他是携蒲松龄南游和涉入官场的第一人。

孙初任宝应县知县后不久（康熙十年<1670>八月），即延揽蒲为幕宾，使蒲因此南游江浙一带，并得以亲历亲见衙门处理政事、官司诉讼的过程和场景；其后又不久，再随孙蕙转任高邮州，并被委管理高邮盂城驿站事务，而且在这里写下了报扬州府，反映驿站无以为继窘困状况的呈文《高邮驿站》。

蒲松龄的此次经历虽然只有一年左右，却是他了解县级衙门和驿站事务及理事流程、操刀判讼文书的行文格式、掌握官场的利益构斗等官情、民情的一次演练和实习；这里不仅是《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的发源地，而且对《醒》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略举三例供参考：

1《聊》中《细侯》故事发生就发生在余杭：在余杭“设帐”教书的满姓书生偶遇一妓，两人一见钟情。书生为给她赎身，在筹集“二百金”的过程中被关进监狱；三年后虽经多方营救出狱，但“细侯”已经嫁一商人。当“细侯”得知商人为了娶自己而对满生的设计陷害的过程后，便“乘贾他出，杀抱中儿，携所有亡归满。”商人告官，但“官原其情，置不问。”细侯终得与满生活在一起。

将《细侯》故事情节与《醒》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其与狄希陈巧遇孙兰姬故事情节似曾相识。

2《聊》中《瑞云》的故事梗概，瑞云“杭之名妓”，“色艺无双”，而“余杭贺生才名夙著”。“瑞云”在一秀才的帮助下先是“美变丑”，而摆脱了鸨子与王孙的纠缠；后又“丑复美”，得与痴情不改的贺生终成佳偶。瑞云两次“美丑秒变”的情节转换，同是《醒》书善恶果报的写法。

3《醒》从第八十四回至八十八回，主要叙述狄希陈因“降一

级调出外用”而出京赴成都（任经历）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其中，“一路行来，过淮安，过扬州，过高邮，仪真大码头所在”（八十七回）的行程中地点，蒲松龄是熟悉的。

八十八回“薛素姐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邮”整回篇幅写高邮驿站；厨子吕祥图财欺诈薛素姐的案发地、被破获地就在淮安、扬州、高邮；淮安扬州两地番役就交接案犯吕祥的对话，江都县衙对他的审问、罚判、发落说明，作者对当其时的办案程序和制度十分熟悉；吕祥被押发到驿后，对驿丞、驿馆里龌龊黑暗的描写，细致入微，如临其境。因此可以作为《醒》为蒲作的内证之一。

（二） 与朝廷京官及“六部”高级衙门有关的素材来源

在“孝水文化带”的众多名人中，还有首辅、尚书或侍郎这样的高级京官。

1张至发与张笃庆

⑴ 张至发（1573——1642），是张笃庆的曾祖，字圣鹄，号宪松，万历十九年（1592）进士，崇祯朝内官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首辅。他从知县做起，先后任过玉田、遵义知县，礼部主事、御史，足迹遍布河北、河南、江西等地；1621年进大理寺丞；1633年再被起用为顺天府丞；1636年升刑部右侍郎、六月升礼部左侍郎；1638年升为首辅。他的宦途中，两度辞官又两度被起用，从做知县到做首辅，都敢直言弊政，兴利除弊；致仕归乡之后，又加固淄川城墙，防匪御寇，保境安民，是《醒》中可见的乡宦大佬典型人物。

⑵张笃庆（1642——1715），是与蒲松龄齐名的淄川才子，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一，都是弱冠成名高中秀才（1657），又皆一辈子科举不第；其二，都当过知县的幕僚，时间都是一年左右；其三，都远离家乡在外地坐馆授徒（张二十年、蒲三十年）；其四，都是文学巨匠，只不过张以诗闻，蒲以文名。他们肝胆相照，惺惺相惜，成为始终不渝的朋友；其五，年龄上蒲长张两岁，却同年卒。

而张笃庆于康熙四十年（1702，蒲62岁、张60岁）《寄蒲留仙两首》之第二首，却透露出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信息，抄如下：

谈空谈鬼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晖。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床头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泪归。

这首诗的首句“谈空”显然指的是蒲松龄笃信佛门，“谈鬼”应是指聊斋；二句中的“谢玄晖”即南朝“大小谢”的“小谢-谢朓”，因不参加始南王萧遥光谋篡帝位而遭诬陷，下狱致死；三句至六句都是感故伤情的句子，唯第七句“床头吏部今何在”是最难解的。因为“床头”固然也可以理解为“蹲几、桌几”之类工具，可以放茶壶、杯盏、油灯之类，但是这类东西却不能谓之“吏部”。那么，“吏部”是什么？最有可能的就是一本书——便于阅读，便于写、便于改、便于收藏保存，才放于床头或几案；尾句“痛哭西州掩泪归”，暗用了羊昙酒醉之后，误经其舅舅谢安逝地“西州”城而恸哭的典故，一般用来表达死离殇别之情。但是，龄、庆时年各62、60岁，是兄弟而没有辈分上的尊俾。因此，这上下两句之间缺少表意上和感情上的连贯性，所以，这一句表达的意义很值得思考：会不会与“吏部何去”有关？或与“西州”有关？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鲍廷博的话：“留仙尚有（醒是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诘，至褫其衿。”“西州”是不是“为其家所诘”的诘者之一，或“至褫其衿”的人呢？

以下仅简析这本书为何被称为“吏部”：

《醒》二十三回大加赞扬的“杨乡宦”就是一个“宫保尚书”，是级别很高的大吏；第二，“官吏”从任命擢升，到管理考核，除了“皇上”之外，决定一个王朝吏治好坏的最高中枢机关就是“吏部”；第三，《醒》中的忠奸善恶、良莠正邪、亲隙恩仇、奖惩罚诫等等故事，无一不是因“吏”而起、而终。所以，我们认为“床头吏部”就是指代一部形象的、从上至下的反映吏治黑暗腐败的书，这部书就是《醒》。张笃庆肯定见过这本放在床头的书稿，忽然不见了，因此有“床头吏部今何在”的询问。

2 王象乾与高珩和王渔洋

这三个人呈三角关系，珩、洋分别是王象乾外孙、侄孙，珩、洋是姑舅表兄弟。

⑴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宁，明隆庆四年举人、连科进士。王象乾的宦途之中，曾镇压苗民造反因战功而至兵部尚书；他在任兵部尚书同时还兼理吏部，也是名副其实的“吏部”；他曾以年老为由乞休，但八十三岁时又因边境多事被起用为总督，总理河北、山西政务；四特别值得玩味的是，王象乾殁后不在故里新城造茔，却选在其女家杨寨安葬（村东，孝妇河东岸，王母山西麓；王渔洋纪念馆也这样介绍。其墓至1965年夏初尚规制建筑完整，墓道、等比石雕的翁仲马兽皆完好无损，毁于同年夏收后的淄博市“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样板工程-王母山大会战。当地人称之为“王家茔”），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⑵ 高珩（1612_1697）王象乾的外甥，字念东，号紫霞道人。

杨寨高氏门第有祖孙进士、父子进士、兄弟进士之誉；珩本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清后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终官刑部侍郎，多居京城为官，熟悉吏、刑、礼部地理和政物；晚年自请致仕，也是贵而存仁，富而不骄的“大乡宦”，而且是淄川“杨家寨”（今杨寨）人。

⑶ 王渔洋（1634——1711）字子真，别号渔洋山人。应该注意的是，王与蒲都是应童子试三试第一的时之神童；其次王二十五岁进士，翌年即任扬州府推官，掌管司法，勘问刑狱。任内仅五年析狱八十三件，僚属惊叹，士庶称绝，绝民连株之苦，甚得康熙赏识，因而能累官至刑部尚书。又因其诗文方面的巨大成就，成为有清一代的诗坛领袖、神韵派诗学的创始人、被尊为一代诗宗。如上，蒲松龄虽然与王象乾是隔代人，但是他与珩不仅是相隔不到二十里的老乡，更是相知甚笃的文友，高是第一个慧眼识得《聊斋志异》并为之作序的人。王渔洋这样一位在官场、文坛都享有盛誉殊荣的人，对蒲松龄和《聊》却青眼独钟，亲为《聊》点评三十六处，使《聊》在小说“末流”的时代能身价倍增，同样功不可没。

3毕自严与毕际有父子

⑴ 毕自严（1569——1638）毕际有之父，字景会，淄川王村西铺村。万历二十年(1593)进士，天启、崇祯朝户部尚书。初任松江推官始、次任刑部主事，再任淮徐道参议，被派驻守冀宁（山西太原一带）；1622升为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1627年任南京督查院，翌年改任户部尚书，崇祯元年再被征召为户部尚书。足迹遍布江浙、徐淮、山西、天津等地。其人不仅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还有理财、军事才能，是明代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后因不愿苟合朝廷内纷争意见而而自请致仕后被加封太子太保。其人位高权重，却“不喜金钱，唯好藏书”，毕家藏书楼称为远近闻名的“万卷楼”。

⑵ 毕际有（1623——1693）毕自严次子，字载积、号存吾，1645年拔贡，1656年任山西稷山知县。

需要注意，稷山位于汾河之畔河患不断。一是因河水侵蚀良田，实际地亩数与应纳粮赋数不符，毕任后首先据实上请“减免空头粮赋疏”；二是根据县民所事行业分别制册（簿），既作纳赋纳粮的稽考，又可劝谏无业者从事正当职业；三是为官清廉，勤政不苟，执法严明，凡所有来往公文必亲躬办理，对其他地方交稷山县审理的奇案，必及时审理，雪冤惩恶，两年以后被擢升为江南通州知州。由于其官清名高，因欠漕粮而被免职时，扬州名流士人聚江边相送，与他依依惜别。

首先，蒲氏做舘毕家凡三十年，解决了蒲氏的生计问题，使之有了一个衣食无忧的生存条件；其次，毕家浓厚的书香文化氛围、宏富的藏书，极大的满足了蒲松龄饱览穷读的欲望，开阔了他的阅读、知识视野；再次，毕家对蒲氏的礼遇尊重，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相对自由良好条件和环境。蒲松龄和毕际有相处的日子里常常同床而睡，抵足而眠，知无不言；复次，毕家父子纵横南北宦海沉浮的经历，为民请命和为政有为而博得的社会名望，在《醒》的循官良吏身上清晰地折射出他们的影子。

以上三组七人之间的这重重关系，成为蒲松龄了解，搜获，梳理，萃取张至法、王象乾、毕自严明末时代一些重要人文故事的渠道；高珩、王渔洋、毕际有这些与蒲松龄同时代的人所历、所闻的时空内事件，甚至所喜、所悲的思想情感等，也应该是互通有无的。所有这些被作为素材揉合进《醒》这部巨著中，不仅是在情理之中，更是文学创作所必须和不可少的。所以，以蒲松龄到过或没到过XX地方为依据来作为否定《醒》为蒲作的证据，岂不是有点太牵强吗？

我们从《醒》中那些众多的或贤善或歹恶、或忠贞或奸阴、或清廉或贪货、或智诚或蠢毒的官吏、塾师、郎中、裁缝等等——从村野田农到士工市井的人物事件的群像当中，都不难发现上述贤良者熙熙闪光的形象或身影。何况，蒲松龄在毕家“绰然堂”得读明刘侗的《帝景景物略》之后不仅爱不释手，而且亲自删改成更便于携带阅读的蒲氏改本。所以，以蒲未到北京而否认其著《醒》不显得太简单化了吗？

（三） 袁藩与水难

袁藩 （1627——1685），康熙二年（1663）举人，字宣四，号松篱，淄川（明水）籍，清代著名才子、诗人。

1好读书 好收藏 好游历 好诗文

袁藩广览群书，又博闻强记，在孝水文化带的文人中，是颇有影响和广受敬重的人物；

他又好游历，足迹“尝南涉大江，过虎林、登采石、往返淞江、苕水之间。又溯三衢、过豫章，返棹鄱阳”（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不仅包括了江、浙、皖、赣、晋（苕）等数省数地，游历地域十分广泛；著有《敦好堂集》等诗文集（毁于“水难”）。

2 与蒲松龄的诗词酬唱

我们从赵蔚之先生编著的《聊斋词集笺注》（以后简称《聊词》）中看到，蒲松龄与袁藩之间的唱和之作中，蒲松龄对袁藩的缅怀悼亡作品就有十二阙（《聊词》现存仅一百一十七阙，相当于其词总量的十分之一），足见其交往之厚，友情之深。

3“水难”——洪水毁家

袁藩的家（孝妇河支流范阳河东岸庵头村）毁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淄川特大洪灾中，所藏图书古玩和本人书稿，皆付之东流。

在尚留传不多的诗作中，有描写这次灾祸的《水难》一首，择摘要句如次：“六月一雨雨不休，连日翻盆盈川谷。廿二之夜一更余，水声倒注银河覆。”是对水灾发生时间的准确记录；“浊浪须臾跨岸来，阶前汹涌为河腹”及以下数句，写水势突然，大而迅猛，逃避不及；“东方健白川原腥，回首家园唯灌木。广厦绮疏沉泥沙，图书万卷殉沟渎”以下，则描绘了水退之惨状和灾情之严重；最后两句“仰天长叹天不问，租吏近前索童仆”，则是对天道的叱问，对不管百姓死活反而趁祸搜刮欺凌的社会黑暗的揭露。

《醒》第二十九回主要内容就是写洪灾，开卷描写洪水的曲文是（摘要句）：“洪波浩渺，滔滔若塞外九河，矗浪奔腾，滚滚似巴中三峡”、“随杨柳刚露青稍，佛浮图止留白顶”。

叙文开始则是：“却说那年节气极早，六月二十日头就立了秋，也就渐次风凉了”；大雨则是“到了七月初九这一日”，先是“晴得万里无云”，到了申牌时候”“顷刻间风雨骤来雷电交作。那急雨就如倾盆注溜一般下了两个时辰不止”，“那雨愈下愈大，下到初十日子时，那雨緊了一阵，打得那霹雳震天得响，电光就如白昼一般，山上震了几声，洪水就如山崩海倒，飞奔下来，平地上水头有两丈的高”……

因此说，袁藩不但为《醒》创作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是书中那些德才兼备而又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形象的原型人物之一。

四 《醒》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4）

任何文学作品的的思想内容无不反映出作者对社会、人生、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从而不可避免的反映出他的所历所为、所知所闻、所思所想，因而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研究作者的重要依据；作品的艺术风格则是作者所区别于他人而独具的写作特征，因而是研究与作者有关的问题的主要依据。

（一） 思想内容

1 《醒》是一部社会题材的小说

文学“题材”与“素材”是两个概念，题材是经过作家集中、取舍、提炼后进入到作品中的，表现主题所用的材料，因此作品中的事实不能也不是社会真实中的某一具体事件。而这些作为题材的事实材料需要矛盾冲突来贯穿，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志异”中的矛盾设置丰富多彩，既有百姓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又有知识分子与科举制度的矛盾，更不乏各行各业、各色人物之间的矛盾斗争。这重重矛盾对于刻画人物性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矛盾中的人物性格又折射出那个社会的矛盾。这种创作和矛盾设置的特点，在《醒》中，表现更加系统鲜明。

例如自然灾害。根据孙楷第先生从明成化七年（辛卯1741）至清雍正元年（壬寅1723）间，对《济南府志》、《淄川县志》记载的天灾次数的研究，把府志记载的和淄川县志记载的加起来，发生在淄川的共59条。很显然，《醒》不可能将之都照抄“辑录”，但是，《醒》中的天灾叙述和描写，却反映了淄川地区天灾频繁严重的历史真实。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五回以后第二十六回至二十九回里，分别是第二十六回：作恶众生添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第二十七回：祸患无途如之理鬼神有先泄之机、第二十八回：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第二十九回：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小说中“明山胜水”的理想寄托（前二十四回），被风雨如磐的黑暗现实击碎，形成了背景矛盾的鲜明冲撞，灾难形成和灾难爆发的社会、人为原因就是，人不惜物、不怜物，暴殄天物所导致的天怒人怨的结果，是自作自受所必须承担的恶报。从而凸显了“天人感应”的主题，提升了《醒》的思想性和批判现实的鲜明特征，使之具有了认识社会和社会认识的较高价值。

2 《醒》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西周生”及《醒》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绝不止于此，他的笔融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形形色色中，而且绝非一味地抹煞嘲笑，而是惩劝相济，善恶相成。试举两例并简析如下：

⑴ 第十九回（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鸦儿勇杀双头）中的小鸦儿

《醒》第十九回描绘的雍山农庄图里，围绕着皮匠小鸦儿捉奸杀人的故事过程，既侧写概述了看庄人季春江与觅汉、短工夏忙麦收的田园景象，又生动形象的刻画出小鸦子媳妇、晁住媳妇、李成明媳妇和晁大舍之间的淫乱荒唐。对三个愚妇妒妇的构斗泼醋、晁大舍求奸的把戏伎俩等，进行了惟妙惟肖地描绘和入木三分地刻画。而对小鸦子这个人物，并不单单写他的血腥鲁莽，更刻画他的胆大心细，嫉恶如仇。他已经来到奸夫淫妇赤裸裸熟睡的床前，认出“一个正是晁源，一个正是唐氏”的时候却又想到“事要详细，不要错杀了人，不是耍处”，再去“点起灯来，拿到跟前看了一看”，才大开杀戒。塑造了一个既机警刚毅，快意恩仇，又忠义正直的社会下层手艺人形象。

⑵ 第二十三回中的良塾形象

《醒》中固然有麻从吾等恶塾，却也有舒忠这样正直诚信令人感配的“义师”。故事基本情节是，当地富户李家纵然是“极有银钱”，但到“李大郎”这辈子却是“要个秀才种子看看也是没有的”，但“李大郎”对读书人却“异常的相敬”，下决心让两个儿子读书，因此聘请了“半瓶醋廪膳”舒忠为先生；舒受聘于李大郎家后，发现两个孩子不仅聪明好学而且记忆力极好，自己的才学已不能胜任，生怕耽误了孩子前程，不仅向李大郎坚决辞塾，还推荐了“名士杨先生”来代替自己。这种相互诚信以待的结果就是，后来李家大儿子李大官“官到布政”，二儿子李二官“官到户部郎中”。虽也是因果善报套数，但更应该看到，这是作者比较开明先进的教育观，同样是对来自民间，来自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

所以，以《醒》中多恶塾为否定蒲作的证据是牵强的。相反，只有真正熟悉这个行业、职业的人，才能清楚它的状况，了解它的阴暗，洞彻它的性质，做到不泯良知，仁心执教。

值得注意的是，诸类穿插于章回之中的小故事，虽然短小却都比较独立完整，脉络清楚，叙述的层次结构与《聊》的短篇十分相似，说明“西周生”用“辑录”代“撰著”的真实含义。

总之，蒲松龄属于封建社会中的下层知识分子，虽然有“遂从给谏孙公树百于八宝，因得于成进士康保、王会状式丹兄弟、陈太常冰壑游。登北固，涉大江，游光陵，泛邵伯而归”的经历，期间虽作了一些吟咏风物及与友人酬唱的诗篇，但毕竟时间很短，“犹未行诸篇章也”。而“自是以后，屡设帐缙绅先生家”（路大荒《蒲松龄年谱》）。所以，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乡野民间，对最广泛也是最底层的社会现实和生活是熟悉的。这一点在《醒》及其他著作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 艺术风格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艺术风格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在这里只择要《醒》与《聊》联系比较紧密的方面简析如下：

1 短篇与长篇 文言与白话

《聊》为短篇文言小说，《醒》为长篇巨制白话小说，其文笔风采有所不同是自然而然的。从写作文言的短篇转而“辑录”为白话的长篇，必然存在着精炼与冗长、精粹与繁富的种种区别，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将文言的志异故事翻译成白话来比对，其叙事、语言风格的一致性还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⑴ 人物出场例的《崂山道士》节录：

〖原文〗“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

负笈往游。”

〖译文〗县城里有个姓王的书生，排行第七，是个老旧家的后代。她从小就心心念念想参仙学道，听说劳山上仙人多，就带了行李去寻访。

《醒》第一回，晁大舍第一次亮相：当初山东省武城县有一个上舍，姓晁，名源。其父是个名士，名字叫做晁思孝……

⑵ 人物相貌的白描例《青凤》节录：

〖原文〗“少时，媪偕女郎出。审视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

〖译文〗不多一会儿，那老婆婆陪伴着姑娘出来了。耿去病细看那姑娘，苗条的身段显得娇滴滴的，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流露出无限的机灵，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她这样秀丽动人的了。

《醒》第一回，白狐亮相：谁知这雍山洞内住着一个年久的牝狐……随变了一个绝美的娇娃，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穿了一身缟素，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

2 “话本”与小说

明清小说是从宋元话本发展而来的，二者之间在形式上有许多传承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话本在每回书的开头、中间、结尾多都用诗（词、曲）形式开篇、穿插、结束。蒲松龄不仅是小说创作的高手，而且有诗、词、俚曲、文集传世。而长篇小说这种容量极宏富的体裁，为展现他的文学创作才能，提供了充裕的空间。这一点在《醒》中有充足的例证。

3写鬼画狐

《聊》“写鬼写妖高人一等”；《醒》第一回即“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开篇浓浓的“志异”味自不必说，重要的是此为贯穿全书“因果报应”理念和“醒世”主题，展开塑造典型形象和故事情节发展过程的契领：“白狐”被猎杀而为珍哥、薛素，“计氏”被淫逼自缢而为童寄，大舍被枭首而转世希陈，果报也是必然，向佛才得断孽，是成新章（后八十回）。

其他，诸如严列星夫妇，单于民、单豹父子，麻从吾、吕厨子、白姑子等等，多用亦人亦鬼的对影笔法写其生其行，用神灵显圣、怨鬼索命、恶疾磨折、贪官索逼等而毕其终，虽繁简有别，惩治各异，却都报应不爽，区别只是有早有迟而已。

4 抑郁讥讽

《聊》在创作方法上属于浪漫主义作品，抑郁讥刺固成其鲜明的表现风格；《醒》虽然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但这种风格依然鲜明。

⑴ 视皇权如粪土

《醒》第四十五回“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乱取鼎”，狄希陈虽不屑，尚不成敢于窥鼎的大奸大恶，何以能“乘乱取鼎”呢？读下去才明白，此“鼎”非宝器，而是指他与薛素姐成婚后被屡屡拒止至于睡榻之外，后来是在她喝醉了之后才趁机得手的。与之对照的如《聊》中的《孙生》篇：“孙生娶故家女辛氏”后， 这辛氏同样一直不让孙生近身，“因就别榻眠”，所以“月余，不敢问鼎”。后来还是靠别人替他出主意，让他引诱辛氏喝酒，几次之后，辛氏终于“既而满饮一杯；又复酌，约尽半杯许……”但孙仍不能得手，后经诬尼先后对两人施以蛊法后才圆了春梦。两相比较，狄希陈与孙生“取鼎”真的是异曲同工，不仅故事发展过程相似，而且文字叙述几近相同。

“鼎”为宝器，封建社会是皇权的象征，但是在蒲松龄和他的小说中却被这样奚落，沦落为男女床笫之戏、女子的隐秘之私，岂不是天大的讽刺吗？

⑵ 对理学的不屑

《醒》第八回“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鹘突休妻”穿插了一段刘游击母亲的丫头“小青梅”不顾主母和众人规劝，一定要当姑子的故事，在她如愿出家后结识了一个娼妓出身的郭姑子：“这个秃婆娘伶俐的忒甚，”“到了人家看得这位奶奶是个邪货，他便有许多巧妙领他走那邪路，若见得这家奶奶是有些正经的，他便至至诚诚，装起河南程氏两夫子的嘴脸来，和你讲正心诚意，说王道迂阔的话，也会讲颜渊请目的那半章书……”圣贤之书出自先为娼后做尼的人之口，已经大为不堪，而用上“装起”、“嘴脸”、“王道迂阔”等极带抑郁色彩的话语，既是对这个假姑子的心声刻画，更是对程朱理学虚伪的道德面孔的对影；第三十三回“右调临江仙”之后，针对“圣贤千言万语”的连续九段议论，更是“块垒”“孤愤”的集中爆发，带着“异史氏曰”的鲜明特征和风骨，非常年“坐馆之人”所不能出。

事实上，儒学发展到理学、心学之后，孔子本来的许多优秀的和比较先进的思想被阉割了不少，许多本就比较滞泥腐朽的东西，如愚忠思想、等级观念、男尊女卑等反而被涂强了。蒲松龄对这些之不屑，大量的反映在“志异”小说中，所以出现在《醒》中亦非偶然。

（三）《醒》的整体叙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的《醒》明确标定“明 西周生辑录”（黄肃秋先生校注，金性尧先生“前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合理性，因为《醒》中的确有一些明朝的时空点，例如：第二十四回就有两个时间点明确无误的直指明朝：“亡论那以先的风景，只从我太祖爷到天顺爷末年，这百年之内......”指的是朱元璋（明太祖）从洪武元年（戊申，1368）至英宗朱祁镇天顺（复辟建元丁丑-1457）末（乙酋，1465，也是成化元年），计97年；“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工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但是，这不足以为明人作品的证据。

首先，明清小说多假前朝和写往代的事情：《三国演义》写汉末三国之事，《水浒传》写北宋之事，《金瓶梅》也假抄“武松杀嫂”故事敷衍而成，即使《红楼梦》写的也全是明代衣冠……其次，这些名著虽都形象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却都不是历史真实的复制：《三国志》对关羽的记载不过千字，“宋史”对宋江的记载也仅了了几十字而已。所以上举这回书在诗情画意的明水风光里，夹带了这么一小节歌功颂德的短文，其托彼以言此的用意不言自明。蒲松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追溯其祖“系出元代般阳路总管蒲鲁浑及蒲居仁”，元末倾覆之际，蒲氏寥落，而再次复兴“自洪武始也……降至明末子姓日繁，……科甲相继，称望族者，往往指屈之”（路大荒《蒲松龄年谱》）。因此，蒲氏自元至明，也是世家望族，他对旧明汉人衣冠的怀念，亦在情理之中。

1 时序叙述和插叙

⑴《醒》整体上是以时延为序叙述和展开故事的。先写前生，再写转生；先写恶因，再写果报；先写人祸，再写天灾；先有白狐之死珍哥人身之转，再有计氏之死、童寄之转……如此等等，清楚明白。

⑵ 书中，为烘托主要故事、人物而出现的众多人物和故事（有的在单回中，有的跨回出现），多以插叙方式和副线辅助发展的形式融入其中。例如第三回由李成明“硝狐皮”，插引出一段晁源“公公”托梦述说“白狐”原委的故事，还引出了“金刚经”后世情节发展的伏笔；时间在射杀白狐之后，诱因是仆人硝皮，恶上加恶……

这种大故事里套小故事，主要人物牵带出若干次要人物的叙述结构和方式，使得整部作品事事有因，环环相扣。所以“东岭学道人”说：“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惟欲针线相联，天衣无缝，不能尽芟傅会。然与凿空硬入者不无径庭。”毋庸置疑，这是唯有作书人才由的口吻和语气。

2空间转换和前世今生

事实上小鸦儿杀晁源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前世故事，晁家故事让位给狄家后，“晁夫人”念佛向善、散施家材、课子育幼的续写，成为以善照恶的图标，虽成为副线，却仍然是贯穿全书所不可缺少的；故事空间则由武城县转至绣江县（二十三、二十四回），主要写狄家（转世）故事。

从篇幅上来说“后世故事”占了八十回，是“前世故事”四倍；从故事、人物所涉及的地域、官衙、行业等来看则更广、更杂、更众，更加五花八门。所以，这种“前-后”之分同样是耐人寻味的。

五  聊斋诗词曲文与《醒》的对话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辩5）

蒲松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艺术才能，贯穿在他的诗、词、曲、文和长篇巨著《醒》的全部创作中，以此观彼，如影随形，相互映照。

（一）“诗”与《醒》

《聊斋诗集》是以时序编辑的，因此，其反映的思想内容更便于查考比对，更具有可信性。

1 与张嵋酬唱诗中的人文、山河  

张 嵋 康熙二十五年（1686）任淄川知县，三年后陛升甘肃鞏昌府同知。清乾隆修《淄川县志》记其人“神姿卓迈，历事精明，下车三月，百费俱举”，足见其为政淄川时民望之高。现将蒲松龄康熙二十六年作《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七律八首每首的第一句抄如下：⑴-1楼台近接秀河阳、 ⑵-1一朝桃李满河阳、 ⑶-1葵藿有心解向阳、⑷-1般河百里遍春阳、 ⑸-1百脈泉生白山阳、 ⑹-1小结茅庐孝水阳 、⑺-1此身只似雁随阳、⑻-1夏树萧森翳夕阳

这八句的“阳”，有四句是实指秀河之阳、般河之阳、白山之阳、孝水之阳；另四句则是比喻义的“情之阳”，即将张嵋比作阳，把自己分别比作师阳向阳随阳庇阳的学生、葵藿、大雁、夏树。诗中不排除蒲松龄假“和张邑侯过明水的”机会，向他展示自己的意味，但抒情和情景交融中的“般河百里遍春阳”，“小结茅庐孝水阳”，皆是淄川之地、淄川之景、淄川之事。而“百脈泉生白山阳”的“白山”，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在章丘境内，而是在紧邻周村的邹平县境内。

2 “诗”与《醒》中的饥荒

⑴《忧荒》（庚申-1680作），反映的就是淄川连年荒旱造成的深重苦难：“天心厌众孽，连岁降奇荒。嗷嗷携儿女，死徙离故乡。书生坐株守，百钱易斗糠。今岁春雨足，二麦幸登场。朝食煮麦粥，晚食炊饼汤。怜此藿藜士，腹中无异粮。仅仅两月余，剩麦不满囊。枵腹待秋成，晚禾庶可望……”（余十句未抄）

⑵ 康熙四十三年共有诗作四十六首，其中关于灾荒的就有二十二首， 抄其中《六月初八夜雨》、《二十五夜雪》如下：

《六月初八夜雨》（四首）、：① 梦醒初闻零雨声，恍疑殊死得更生……② 六月无苗热似焚，老农无望复耕耘……③ 松风谡谡雨泷泷，肌骨乍清暑风降……④ 二十余日夏将尽，已噪晚蝉豆始耰……（每首均删后二句）

《二十五夜雪》（五首）：① ……六月苦旱直径秋，麦田晚耕无湿土。② ……伏者初萌已憔悴，半生半死犹卷娄。③ ……鸢鸣野殣道相望，乌合矛弧夜成旅。④ ……枕上忽闻雪乱飞，眼中已见麦掀舞。⑤ ……老夫深望终余年，不见山城复用武（每首均删前两句）。

《忧荒》第一句“天心厌众恶，连岁降奇荒”，与《醒》二十六回题目“作恶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文笔如出一人之手。

《醒》二十七回、二十八回对异常气候的描写分别是：“……致得玉帝大怒，把土神掣还了天位，谷神复位了天仓，雨师也不按了日期下雨，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风伯也没有什么轻飚清籁，不是推山，就是拔木。七八月还下了霜，十一二月还要打雷震电”；

“那丙辰夏里，薄薄的也还收了一季麦子，此后便就一点雨也不下，直早到六月二十日以后方才下了雨，哄得人都种上了晚天田。那年七月十六日立秋，若依了节气，这晚田也是可以指望得的。谁知到了八月初十日边，连下了几日秋雨，刮起西北风来，冻得人索索的颤，陨了厚厚的一阵严霜将那地里的晚苗冻得稀烂，小米小麦渐渐涨到二两一石”……

《醒》三十一回对灾情及灾后民生的描写：“正是满坡谷黍，到处秋田，忽然被那一场雨水淹没得寸草不遗”，“连屋也冲得去了，还有什么剩下的粮食”、“水消了下去，地里上了淤泥，耩得麦子”、“谁知从这一场水后，一点雨也不下，直旱到壬子，整整一年。癸丑、甲寅、丙辰、丁巳，连年荒去。小米先卖一两二钱一石，极得那穷百姓叫苦连天；后来长到二两不已，到了三两一石；三两不已，到了四两；不多几日就长五两；后更长至六两七两。黄黑豆、蜀黍都在六两之上。麦子、绿豆都在七八两之间”、“糠都卖到了二钱一斗”……

对以上诗文比照要注意两点：小说叙事往往对历史事件进行演绎叙述，叙事诗虽具有高度概括性但不可演绎；这些诗文中均有“洪范箴语”和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与蒲的天道观念是相统一的。

（二）“词”与《醒》

1 词作“喜长调”

《聊斋词集》现存一百一十七阕，是“聊诗”的十分之一；“聊词”中长调作品的数量占三分之二还多，远远多于短调或小调作品。

赵蔚之先生对蒲松龄诗词艺术风格的基本评价是：古体诗“善于状物，长于叙事”，近体诗（格律诗）“工于对仗，精于用典”；写词则“喜欢用长调：长调调数超过所写词的二分之一，长调阕数超过所写词的三分之二”；“聊斋诗词，还具有赋的特点，铺张扬厉，汪洋恣肆。”（赵蔚之《聊斋词集笺注》）巧的是《醒》中词作也符合这一特点。例如《醒》第一至二十回中，共有诗词曲赋32首。其中诗12首，词12阕，曲7首，赋一首；在这12阕词中，90字以上的长调2首，59字以上的中调4首，共6阕，占一半，其余为小调或小令；如果加上7首曲中的4首长调、1首千余字的赋，长调则占了7首，这种情况很难说是巧合。

2词风意境

唐梦赉认为蒲词：“峭如雪后青山，岞崿皆出，一草一石皆带灵气”，意指蒲词既直抒胸臆，垒块毕现，又诙谐而有奇趣《聊斋词序》。

⑴ 词集中的《大江东去》： 龙泉知我，频摸索十指，拳拳交捩。共道秀才康乐了，红榜姓名高揭。关左伟男，江东豪曲，铁板歌三迭。私信窃幸，今番不伍时杰。尽敎造化颠倒，风流不减，郢中白雪。掩口胡卢，看连城双璧，燕石何别？读史不平，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上阕的大意是中试者并非真才实学，自己不屑与之为伍，下阕感叹试卷优劣颠倒，自己不愿把美玉与燕石混杂。“髑髅欲捉取，抽刀脔切”，则发泄了对“瞎眼衡文”不识良莠的试官的切齿之恨！

《醒》第六回讽刺晁大舍使了三百两银子后被援例入监的《卜算子》：“平生未读书，那识之乎字。蓝袍冉冉入宫墙，自觉真惶愧！   刚入大成宫，孔孟都回避。争前同道是何人，因甚轻来至？”这样的讽刺，也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

⑵ 词集中的《满江红-夜霁》：“辘转银床，又惊起绿毛么凤。芙蓉缷仅余半朵，寒霜犹冻。鸿雁叫云天气老，芭蕉零雨秋声送。隔窗纱，淡月映曈昽，花鼓动。   云气敛，天宇空。烛光短，形影共。叹剑光空倚，梅花羞弄。孽病经年魇魂犹作呻吟声。便有时强饮两三杯，何能痛！”

《醒》二十四回，“单道那明水的秋天景象”《满江红》：“黄叶丹枫，满平山万千紫绿，映湖光玻璃一片，落霞孤鹜。沆瀣天风驱剩暑，涟漪霜月清于浴。直告成，万宝美田畴，秋税足。   篱落下，丛丛菊，菌窖內，陈陈粟，看当前场圃，又登新谷。鱼蟹肥甜刚稻熟，床头新酒才堪漉。遇宾朋大醉始方休，讴野曲。

对读比较就感到，两阙词的上片都写秋色，既峻拔古雅又色彩斑斓；下片，其一写作者病体初愈眼所见、心所想、身所行，其二写明水景物世态的祥和安泰，尾句都写酒，虽身体状况有异而强饮快饮不同，但艺术风格自然而和谐。

（三）“俚曲”、“文集”与《醒》

1俚曲 有人质疑《醒》情节脱胎于《江城》，但是“聊斋俚曲”

中的《禳妒咒》却恰恰是由《江城》故事改编的。这充分证明蒲松龄具备驾驭多种艺术形式的能力，他既能将短篇小说的《江》改编为俚曲的《禳》，又为何不能将《江》的结构方式移构为《醒》呢？为什么不能将若干的志异故事“辑录”为《醒》呢？

2文集 《醒》的思想内容、人物故事繁富，与蒲松龄“文集”所反映的知识面和“知为用”的思想观念是相统一的，如“醒”中有疾患而有良医庸医，“文”即有《药祟书》；“醒”中有良师恶塾，“文”即有《日用俗子》；“醒”中多怜农赞农劝农之至情，“文”即有《农桑经》；“醒”中多婚丧嫁娶之事，“文”即有《婚嫁全书》……

据路大荒先生《<蒲松龄集>编订后记》”蒲文佚失很多， 经不断搜集整理，“编为十三卷”，“共得文四百五十八篇”，包括了“序、表、婚启、寿屏、祭幛等文”。在具体的文章之中，如《创修五圣祠碑记》虽是为章丘长申地庄建的“浆水庙”所撰的碑文，但仍不忘“虽隶章，固近淄，淄之豹岩，龙丹诸山螺髻烟鬟近在几榻”，“朴素诚有古道，结庐人境，而无车马之喧，则鸡犬黍麻，何异桃园村巷哉。”这样的话语与第二十四回对明水的描写几臻相同。

（四）让《醒》的方言说话

过去自然地域相近相邻而行政地域又曾经有过交叉重叠的地区，方言相近甚至相同的情况很普遍。一般意义上的方言都有流动性和稳定性两个特征。流动性是因为使用语言的人是流动的；稳定性是因为语言的特殊性本质决定的，人在一个地区成长到发声器官固化，方言发声习惯也就固定了，所以对方言不能大而化之。

1语音 徐复岭先生认为《醒》中的方言存在着：zhi、chi、shi与z、c、s不分的情况，而在淄博恰恰仍然存在将“淄博-zibozhibo”读作“zhibo”、“临淄-linzi”读作“linzhi”、“淄河-zihe”读作“zhihe”等zhi、z不分的现象； 除此之外，淄博方言还存在着en、ei、wei、eng,甚至ai、ei等韵母混淆的情况,例如淄博的翟“zhai”姓、博山的仄“ze”姓、格律诗讲究的“平仄”，现在仍都被读成“zhei”。

2 实词举要

⑴动词名词形容词（或短语）及音变  

①第一回晁大舍因老子坐了华亭知县，他连发妻计氏也看着不顺眼了：“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要是死了需要发送花费，“这只当是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第二回“及至十五日侵早，计氏方才起来”，晁住对珍哥学说杨太医的话：“差不多就罢，休要淘碌坏了他”。  

②第八回小青梅不愿嫁人而只想当姑子时说“就如那盐鳖户一般，见了麒麟说我是飞鸟……”

③第二十三回，恶书办辱骂祝其嵩“朝那祝其嵩的脸糨稠的一口唾沫哕将过去，说道：‘呸！村屄养的！那里这山根子底下的杭杭子也来到这城里帮帮！’”

④第七十一回沈裁缝婆子形容周龙皋的阳具很大：“这颜神镇烧的磁夜壶，通没有他使得的。”“这也是个疢杭杭子，谁惹他呀！”

⑤第五十三回晁无宴和他老婆郭氏的对话：“我的儿也不赖的他……你可将着他到那里强就合他们强……没了我和老七，别的那几个残溜汉子老婆都是几个偎浓咂血的攮包。”

⑥第七十七回薛如卞说：“……一个客经年来到家，凉水不呵一口，上落这们一顿！”

⑦ 第八十五回狄周对薛素姐说谎：“……那头薛老娘还……连忙上了上坟，插补插补了屋……弄得个眼眶鄙塌拉的。”

其中：

①“促灭”和“毛尾”，“促灭”是死的意思，“即时促灭”即马上就死，在具体语境中闹矛盾的双方会发恨说：我促灭了你，则如同我弄死你；淄川则多把“促灭”读成“曲灭-qumie”，是声母C变Q 。“毛尾”淄川方言读“maoyi”,广泛用于人的头发、各种牲畜动物的毛，例如，形容毛多的“毛尾哄哄”。

②“侵早”和“淘碌”，“侵早”即早晨，淄川方言中也称“侵侵”，例如“夜来（昨天）侵侵”、“今侵侵”等；“淘碌”，将物品放在水中再捞出沥干叫淘碌，本意是把灰尘或杂物淘洗干净，有倒登、不间断的意思。在书中是杨太医提醒珍哥和晁大舍的性生活不要太频繁，免得“淘碌坏了他”。

③“盐鳖户”原注为蝙蝠不错，但在淄川民间蝙蝠也称“盐骈狐yanpianhu”，这里中间字也存在着音变问题。

④“哕”和“糨稠”，“哕”读yue，是动名两用的词，作动词用是将嘴里或胃里的东西呕出来，作名词用指恶心；“糨稠”，这个词在当地还经常出现中间加“干”的变式，成为“糨干稠”，意思不变，程度加强了。

⑤“杭杭子”和“帮帮”，“杭杭子”是今淄川方言中仍普遍使用的词汇（《醒》中有行行子、夯夯子、航航子），本意代指各种玩具，用于人则多有贬义。例如哄孩子时常说：别哭了我给你买个杭杭；对老人或他人不尊重时常说：这个或者那个老杭杭子。周龙皋的“疢杭杭子”则是指他的阳具；“帮帮”，是由形声词转义的形态词，即不分场合气氛只顾不停的嚷嚷的意思。因语气不同还用作疑问、反问如“你帮帮啥？”“还帮帮？”也有“帮哧”或者“帮哧帮哧”这种变式，这时哧只是结构助词，无实意。

⑥ “赖”和“攮包”，赖是差的意思，“不赖的他”就是不比他差；“攮包”名词转为暗比，是无用的意思，常用来形容无胆量，做事畏首畏尾的人。

⑦“将着”即手牵着手，“着读zhuo”；在淄川方言中使用率仍然很高，几个孩子在一起手牵着手，叫做“将成一大帮”，儿歌有：“哇啊哇，一大帮，将着手，不打仗。”七十七回狄希陈遭薛素姐的生母龙氏冷落，薛如卞说：“……一个客经年来到家，凉水不呵一口，上落这们一顿！”

⑧“上落”即数落，是批评或抱怨不满的意思，含有怀着抵触之意故意找茬的情绪。如自说“被×上落一顿”，说别人“被我上落一顿”。

⑨“上了上坟”和“插补插补了屋”，“上了上坟”即上了坟，常用的句式还有上上坟。淄川这类“A了AB”或“AAB”式谓宾结构短语是十分常见的；“插补插补了屋”，是用麦秸覆盖屋顶的农村特有的工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麦秸屋顶形成局部损坏后要用麦秸插进，补齐，修平，这种情况多说“插补插补”，或叫“插补”、“插屋”；而当地方言中常常将“插补”读作“插ba”,如：“抽点空，把那屋顶插ba插ba”；相对而言“插补插补屋”是比较小的常见长干的活；另一种则是屋顶需要全部更换麦秸，工程量和劳动强度都比较大，一般称作“柸（pei）屋”或“柸柸屋。”

⑩“颜神镇”原属淄川（元代属益都，清雍正年间置博山县后即属博山），不仅是孝妇河源头，也是淄博陶瓷文化发源地之一。

⑵ 代词 能愿动词及音变

第二十二回，晁夫人与晁思才等人的对话：“晁夫人道，‘我待把族里那八个人……咱过着这们的日子’，‘那咱我又才上来…以后这们些年通不上门了……’，‘我想咱揽的物业也忒多了……”；晁思才与晁无宴为贪财当着晁夫人的面起争执：“……你待不依！你不依怎么的我？……我如今待卖你的老婆哩……”

①“待”，即想和要的意思，在这几个语境中是能愿动词。“我待把那族里的八个人”如何，就是“我想把那族里的八个人”如何；在今天当地口语中还用于反问句，例如你待干啥？他待想咋？

②“这们”、时指代词，近指现在；淄川方圆近郊多读“这men”，而博山则多读“这每”，声母en演变为ei；“那咱”远指过去，是那时或当初的意思（在《醒》中很多也写作“那昝”）。

3 副词举要

⑴“忒” 不止上文所举的例句，即在《醒》全书中“忒”出现的也比较频繁。“忒”即特，程度副词，这个词在淄博存在“uo、e、ei”韵混，有tuo、tui、tei三种读音；“tui别”、“tui好”类方言短语仍然十分普遍。

⑵“火势” 第七十三回 ：“‘狄相公倒没打他八分死，狄相公被他咬的待死的火势哩’”是说狄希陈被薛素姐咬的到了快要死的样子，可做“样子”、“程度”的意思解。“待死的火势”，就是快死了的样子。

⑶“下意” 第七十五回：薛素姐咒骂狄希陈，被狄周媳妇听见，心里很不耐烦，说道：“他和你有那辈子冤仇，下意的这们咒他？”其中“下意的”是下得了手、好意思得做（说）等意思。在具体语境中又常加疑问代词“咋”和语气助词“来”，组成“咋下意的来”，如同怎么好意思的？怎么忍心这么做？这种语尾缀“来”的疑问句，在淄川很普遍，例如干啥来、买啥来、俺咋着你来等。

六 对有关问题的质疑与商榷

（《醒世姻缘传》作者再考辨6）

     围绕着《醒》“辑录”者“西周生”到底是谁的争论由来已久，在没有确凿证据结束这场争论之前，任何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任何相关的当事者都应该采取开放、包容、学习的正确态度。现将我们对主要相关问题的看法列述如下：

（一）关于版本问题

     1 现代版本

《醒》的现代版本很多，这里仅对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齐鲁本）的横排三卷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上古本），竖排三卷本、2000年（民国89年）台湾“三民书局”出版（三民本）竖排上下两卷本，略加分析，或可管中窥豹。  

⑴相同点： ①“齐鲁本”与“三民本”的作者署名都是“西周生辑录”；②“齐鲁本”开卷是徐北文先生的《<醒>简论》，“简论中”说明是以“D本”（上海亚东排印的汪氏校点本）为底本的，“系以解放前亚东图书馆本发排，并以清代同治庚午木刻本为准，做了订正”；“上古本”是黄肃秋先生校注，黄肃秋先生“再版前言”和金性尧先生“前言”，金先生前言中也说是“以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作底本”，并以建德周氏藏本、省轩锓藏本、初印十二行本、同德堂本、中国科学院藏本、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孙楷第藏同治庚午本八种及石印本二种对校。”所以，“齐鲁本”与“上古本”所据底本大致相同。

⑵相异点： ①“上古本”刊明作者“（明） 西周生撰”， 与“齐鲁本”和“三民本”对作者断代明显不同；②“辑录”和“撰”含义有差异；③“三民本”则没有所据底本方面的专门说明；④黄肃秋先生为“上古本”撰的“再版前言”中认为，鲁迅先生对这部大书没留下只言片语，“或者正当胡适之、徐志摩两人全力吹捧此书之际，鲁迅先生有意置身局外，无意搅这一场混水所致”；虽说他不同意胡适《醒》为蒲作的观点，但“也提不出另外的证据予以否定”。

2 关于底本

⑴“上古本”虽然列出了十几种底版本，“同治庚午覆同德堂本”、“孙楷第藏同治庚午本”应该都是以同德堂本为底本；

⑵石印技术是由奥地利人施内费尔德（1771——1834）发明的，也就是在施氏逝世的1834年后，中国才出现用石印术印刷书籍。成立于同治八年（1869）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所设的“土山湾印书馆”，是最早使用石印术印书的。这说明所谓“两种石印本”的承印时间，大约也在1870年前后（同治九年）；

⑶“建德周氏藏本”，建德即今之安徽省东至县，周氏即周馥（1837——1921）家族。因为周氏是从周馥追随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之后才兴旺起来的，所以他家的藏书也不会早于1870年。

⑷“薛景泰批本”

北京大学王晓娟女士，在《<醒>清人薛景泰批语辑考》（《蒲松龄研究》2015年第四期第129页） 中指出：“薛景泰批本，知者甚少。”而这个批本为“山东师范大学所藏，”“为同治九年覆同德堂本。”

3 主要启示

⑴ 现代版本（包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所依据的底本多指向“同治庚午本”（庚午年、同治九年即1870年）；

⑵ 薛景泰 河北馆陶人，虽生年不详，但卒年为光绪六年（1880），也就是说他卒前十年刊刻了《醒》的“庚午覆同德堂本”。

⑶“薛景泰批本”的“批语有眉批，有夹批，有尾批，均为墨笔，且集中于后八十回”。例如三十七回眉批：“作者必是蒲松龄无疑”、第四十八回眉批：“《聊》与江城一段相同，业绩完结，立刻好转，亦系留仙做的”、第八十四回眉批：“做官只讲撰钱（原文如此），逼真是作《聊》小说人的见识”。薛的观点与杨复吉的《梦阑琐笔》、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相比，具有时代、认识上的重合性、一致性。

⑷ 薛景泰的卒年与杨复吉相比，薛后卒于杨六十年，与鲍廷博相比薛后卒于鲍六十四年，与李秉绶相比薛后卒于李三十八年，与李慈铭相比薛先卒于李十四年。

可以看出，这几位晚清的闻人早生者与后生者相距百年内外，早故者与后逝者相距八十年之内。这种时间上的相近与几个现在可考可见的“底本”时间上的相近，应该不是偶然的。

这里还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这些人都未提到、见到、听到、读到过《醒》之前题为“恶”，署名“西周生”的刊本书。

（二）刻本的《恶》或许并不存在

1“周、颜书信之谜”

有的论者称在《颜氏家藏尺牍》中看到“周在浚致颜光敏书”请求其归还《恶》书稿。这一观点、证据有待商榷。

⑴ 周在浚 据“清史列传”其人生卒年不详，约1675年（康熙13年）前后在世；颜光敏则与蒲松龄同年生（崇祯13年-1640），但天不假年，47岁（1686）病殁，也就是说颜光敏卒前周在浚已经死了十多年（约）；但是发现这条论据的人以此推断“此信应该写于康熙二十年前”（1681），这等于使周在浚又还阳六年（约）。周的阳寿可以因为一封信而被拉长六年以上，能有说服力吗？

⑵ 周、颜皆“丁忧”

① 周在浚是周亮工的儿子，周亮工生于1612，卒于1672，他去世的时间到1675年，正是作为儿子的周在浚必须“丁忧三年”期间。  

② 颜光敏是颜伯璟次子，颜伯璟1676年卒，颜光敏“回乡丁忧三年”，又养病三年，掐头去尾大约五个年头，康熙二十四年（1686）46岁病卒。

这种情况使这封信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因为，所谓“丁忧”即封建社会的官员给谢世父母守丧，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和封建官僚都必须谨遵的道德观念、和礼丧制度。“丁忧”期间丁忧的人要请准还乡三年（二十七个月），朝廷如没特殊情况和需要，也不能强招丁忧的人为官，如有特殊情况和需要而不准予“丁忧”的则称为“夺情”。

因此，周在浚和颜光敏几乎是在各自接踵遇到丁忧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去为刊刻《恶姻缘》这样一本思想内容的书而奔波忙活的。

⑶ 这封信没有时间落款，是发现或考据者忽略了还是本就没有？本就没有俱款时间是不符合常理的；如被忽略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因为作为治学者和研究者应该明白，这才是证明此一信件最具可靠性和可信性的依据。

2 证据不能厚此薄彼  假若真有上述“家书”存在，它也不是正史记载的材料，与杨复吉的《梦阑琐笔》、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相比，不能说谁比谁就更有可信性。对有的论者来说，“杨笔”“李记”既然不能做作《醒》为蒲作的证据，为什么这封矛盾和疑义多多的信，就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呢？

3《舶载书目》之疑问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七云“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这一“证据”也经不住推敲。

⑴《舶载书目》起止时间 《舶载书目》记载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中国典籍流传东瀛的珍贵目录文献。这一记述中时空跨越260多年，涵盖了杨复吉、鲍以文乃至李秉绶等人的生活年代。

⑵《舶载书目》对“舶载”到日本的书的记述 ：一是数量，“共2490种书籍”；二是类别，“其中小说仅200余种，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小说中，白话文小说占六成、文言文小说占四成”，其他“多是明人编著的明代总集(含明人编刊前代、通代总集,明人编刊本朝总集,清人编刊明人总集)”；四是版本，这些交流到日本的书“以清宫刻书为中心”。

综合以上，对孙楷第所见《舶载书目》一说就产生了下面的的疑问：

①《舶载书目》是舶来书上岸后统计的书账，按常识应该仅抄录书名。那么孙见到的底是什么？如果仅仅是列有书名的“舶载”书账单，他又怎么会看到里面的“序、跋、凡例”呢？如果孙先生看到的是具本的书，那么古籍刊刻书的封面上一般要刊刻是本书的书坊（或曰堂、斋、房等），就像今天的人买书，一定要先看看出版社一样。孙楷第先生是颇有考证治学经验的人，他不应该不知道这些问题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奇怪的是，他是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呢？还是忽略了？

②“明清”朝廷都设有专职刻书机构。清代该机构由内务府领导，故又称“内府刻书”；因其中心设在紫禁城武英殿，所以它刻的书多简称“殿本”或“殿版”；康熙年间“内府”刻书量增大，所以有些书交给扬州、苏州开局承印；雍正年间武英殿刻书进一步发展，到乾隆达到了鼎盛时期，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前所未有；“嘉庆”以后“殿本”势渐，“咸丰”时“武英殿刻书”趋停，同治八年（1869），武英殿大火，其藏各种书版、书籍随付之一炬。

③“清宫刻书”机构的性质决定，它是为清朝皇帝、宗室、贵族、廷臣们教育、治政和文化生活服务，为大清天下的长治久安服务的，所以决定了“殿版”书的内容和范围“多是明人编著的明代总集(含明人编刊前代、通代总集,明人编刊本朝总集,清人编刊明人总集)”。如《醒》这样的小说，是不太可能被成为初早期的“内府刻书”的。因此，孙楷第“日本享保十三年（清雍正六年）《舶载书目》已有《醒世姻缘》，所记序、跋、凡例与今通行本全同”的所见，是不能不让人怀疑的？

3 凡例 弁语 刻本 署名就是证据

⑴ 《醒》之“凡例”为“西周生”自撰，其审慎申明：“原书本名为《恶姻缘》”，但书成之后“余愿世人从此开悟”，“乃名之曰《醒世姻缘传》”，难道还不能明确证明《恶》并未刊刻吗？

⑵ “弁语”和连同“弁语”一并刊刻出版的“同治庚午本”书就摆在那里，而《恶》最少是既尚未有人读，尚未有人见，而仅在“西周生”“凡例”中出现的“原名”，难道可以不去作为考证的对象，反而拿做考证的证据吗？为什么一定要否认“环碧主人”李秉绶这样可查可考的人物，反而把他的“辛丑”年倒推一百二十年以上，去冠带某地之“某名士”所作？

（三）路大荒之说

路大荒先生是聊斋研究的拓荒者，对聊斋文化的贡献不可磨灭。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对《醒》为蒲作的否定就是正确的。

1 调查结论不可靠。路先生说他曾针对蒲松龄有没有《醒》这部著作专门调查过蒲氏后裔，结论是根本没人听说过这件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现在的蒲氏后人中仍然存在着三种意见：一是蒲氏后人从没听到族内祖上人说过蒲松龄作过这样一本书；二是蒲氏后人反映蒲松龄作《醒》的故事是族内祖人世世辈辈口头相传的；三是同族他人作说，蒲氏后人中对《醒》多有研究的学人认为此书为同族另一先祖所作。

首先，对这三种意见，或则都应采信研究，或则都不足信，视其他两种如无睹而仅采一种为唯一，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其次，即使第一种意见，也仅仅是没听说蒲松龄写过这样一本书，但是，因这本书衍生并流传的蒲氏枝脉之间产生的隔阂纷争，难道也是空穴来风？难道仅仅是族内一部分人的捏造？难道只会在一部分族人中传承？

2 路大荒先生的悖论。路大荒先生在上世纪初受胡适委托，曾两次对蒲墓碑实地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以没在蒲松龄墓碑阴上查到与《醒》有关的只言片语为根据，就断言《醒》非蒲作。显然，这一考证方法和结论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当中，因为，蒲松龄生前既已假名“西周生辑录”成《醒》，还能再在死后将之刻载墓碑吗？如果路先生真的在蒲墓碑之阴查到《醒》的证据，岂不是蒲自领“西周生”之假？

3 路大荒先生提供的启示。路大荒先生于《醒》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首先，路对《聊》的研究一直得到胡适的关注和支持，他反对胡主《醒》为蒲作这一观点的文章见于《聊斋全集中的<醒世姻缘传>与<鼓词集>的作者问题始》（1955年9月4日《光明日报》副刊。）其次，对胡适的批判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对胡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思想的批判，1954形成高潮，1955则集中于对《红楼梦研究》批判，1956年大致结束。

实事求是的回顾和反思，在当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从哲学和思想的角度，批判胡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澄清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和危害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全盘抹煞否定胡适在学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与郭沫若、胡绳、罗尔纲、周有光、等知名人物相比，路和他的文章只是这股批判洪流中的一个小小泡沫，但是，却不能说他没有受到这一“潮流”的裹挟和影响。

有趣的是路大荒先生没有在“蒲碑阴”找到作“醒”证据，却抄录了此碑文中另一段文字：“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囿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谜，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而闻者亦泣。其救市婆心，更将使男之雅者、俗者，女之悍者、妒者，尽举而匋于一编之中。”即使这是针对“志异”改编的“俚曲”而言，但是，将之与《醒》的“凡例”文字一对照，岂非太相似了吗？

（四）大连图书馆藏本

  据相关研究讯息，大连图书馆藏有《醒》的10行“辛丑序本”

（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和12行“戊子序本”（戊子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两种刊刻本，而且2000年大连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其中的十行本即“辛丑序本”。并且评之为“诸多版本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个版本，这当然是好消息。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个版本缺的也是“封面”，是最具考证其时间、刻坊价值的东西。因此，有的论者又凭着它避讳“玄”字的字次数比其他版本中多，推论出它是康熙年间的版本。这能有说服力吗？

但是，这两本书上却盖有“大谷光瑞藏书”、“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两枚印章。先看这个“大谷光瑞”（1876-1948），他是日本西本愿寺的第二十二代法主，日伪时期该人旅居旅顺。再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它是1906-1945年，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大连后设立的殖民的机构，是日本在满洲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这两枚印件给出的时间线索倒更值得思考：大谷光瑞于为《醒》作弁的李秉绶卒后三十四年生，批评庚午本的薛景泰卒前他已四岁，主张《醒》为蒲作的李慈铭卒时他已18岁。这应该可以做出三点判断，一是大谷光瑞收藏的这个版本在19世纪末仍比较常见，二它是“十行本”，因而或许就是同治九年的“庚午覆同德堂本”（1870年），仅仅十六年以后大谷光瑞生。

最后，关于蒲松龄是不是《醒》的作者的争议，在文学批评研究的领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只是希望其研究和争论，应该一直保持在健康的，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轨道上，防止被学术研究利益化的灰尘污染。我们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主要认为《醒》这样一本大书，长期含含糊糊的没有明确的作者，终是一种遗憾；蒲松龄在各种不确定的怀疑中，被质疑对这部书的著作权，也是一种不公平。我们作为他家乡的后人，有责任为“西周生”正名。但同样是一家之言，供商榷。

                     

                                        辛丑年冬作者于鲁中聊斋故里